农村中流行着一首民歌：“农民收了谷，家中无粒粟，田主家里堆满屋！”这首充满辛酸血泪的歌词，正是当年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好写照。
农民在秋收后，必须以收获的谷物去换取日用必需品，如油、盐、火柴、布匹等。因为运输困难，农民无法将谷子运送到城市中去售卖，而且穷苦的农民很少有储藏粮食的谷仓，只好忍痛的卖给附近的豪绅地主及收买的小商人。
贪婪的豪坤地主们，利用他们的金钱势力，故意压低谷价，大量收购廉价的谷米；到夏荒时，又以超过原价百份之七十或八十的高价卖给缺粮的农民。无钱购买的农民，只好忍受着高利贷的剥削，这样循环下去，许多农民便成为终身负债者。他们的劳动力也永无止境的被剥削下去了。
农民并不心甘情愿的忍受这种无限无制的剥削，他们心中早已隐伏着愤怒和怨恨。可是他们缺乏积极的革命性与组织性，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来冲击起他们内在的反抗意识时，他们不可能也无力量来掀起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根据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曾发生过农民的革命运动，但是每一次的农民革命运动，都是由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首先发难，并不是农民自己所主动；北江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这一阶段中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所包办。中共老党员林祖涵，当时便是中央农民部的部长，中共为了实际掌握广大农民，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要，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那便是：“反对豪绅地主压迫，厉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为其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这些动人的口号，虽然当时农民运动的手段还温和，但在农民看来，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北江区包括了清远、英德、佛岗、曲江、翁源、南雄、始兴、乐昌、仁化、乳源、连山、连县、阳山等十三个县，全区的工作领导由设于韶关之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负责，北江办事处由负责曲江盟运的候凤埠、卢克平等兼顾。北江的工作重点放在粤汉铁路沿线之清远、英德、曲江、乐昌四县，为了工作的联系，各县农运之特派员，每月均定期到韶关开会一次，北江的农运工作，便由此而蓬勃的展开了。
广东农民协会的组织系统是这样的：省农会——县农会——区农会——乡农会——村农会
农民入会时每人缴交会费银圆二毫，入会后由县农会每人发给铜质证章一枚，作为会员之凭证。
各级农会均有会旗，旗的大小代表农会的等级，旗的特征是旗杆尖端的红缨之下，有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这一小红旗约等于大红旗的二十份之一，小红旗下面便是大红旗，旗的正中绣有一张中国农民惯用的犁，犁是白色的，红白相衬，互相辉映，鲜艳夺目，红是象征革命热情，白是象征纯洁无邪，它的标志，很明显的表示出它的代表性，大旗之上的小红旗，使人一望而知是共产党。
乐昌农运工作，陈德钊筹备了三个多月，仍是“乐昌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块空招牌，而且是附设在乐昌民团局内。民团局本来是豪绅地主操纵地方武装势力的指挥部，是我们的革命对象。虽然乐昌县民团局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李傅楷局长思想进步，他不特不反对革命，而且赞助革命，但农民协会的招牌挂在民团局内，难免不使人发生怀疑。同时还有一件令我惊奇的事，乐昌竟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我觉得以乐昌纯朴的民风，若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开机关去发动工农运动，人民会畏缩不前的。我想起了先贤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点，陈德钊同志是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的。所以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都徒劳无功。为着要迅速展开工农运动，我觉得必须首先组织国民党，成立乐昌县党部，从而掌握住这个国民党部，利用国民党名义，以推动工农运动，这样就事半而功倍了。我经过慎密的考虑后，立即约同乐昌县长曾昭声、民团局长李博楷及陈德钊等发起召集地方各界举行一次组织国民党筹备会议，适于此时，乐昌籍在广州读书学成归来的学生丘剑一、朱节山等（他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正好共同参加这一工作。
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七月二日举行，出席的有二十余人。会议由曾县长主持，李傅楷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自中华革命党改组后，乐昌党务即已解体，现在龚、陈两同志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乐昌工作的，关于本县组织国民党及成立县党部等项工作，自应急不容缓……”。我继即说明：国民党改组后的“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意义，虽然中山先生今年（一九二五）三月在北京不幸逝世，但国民党领导下的广州革命政府仍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诸先生继续领导，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迈步前进，俄国政府亦仍继续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国民党正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中。希望我们大家共同为革命而努力奋斗。
经过大家热烈发言之后，即席选出曾昭声、李傅楷、朱节山、陈德钊及我五人为筹备委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都纷纷登记加入国民党，并分别负责微求党员。旋于七月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出席的党员共有三十八人，即席选出：朱节山为常务委员，曾昭声、李傅楷、陈德钊、谭军略、龚无害、丘剑一为委员，我为监察委员。乐昌县党部即日宣告成立，并以乐昌公局为中国国民党乐昌县党部的会址。
此次选出的党部委员除曾昭声、李傅楷外，其余的均是共产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且在会后在国民党员中我们又吸收了四个青年团员。
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之后，我们就积极展开群众运动，由朱节山负责学运，陈德钊负责工运，我负责农运，丘剑一、龚无害负责党务，谭军略协助李傅楷整训民团，以加强民众武装力量。从此县党部便给我们掌握住了，为我们所利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