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青的我，亲身经历这些革命阵营中的风波，我的心内一方面庆幸自己未沾染到当时官兵的坏习气，仍能保持自己的革命纯洁精神，同时眼见革命阵营中的现象亦已日趋稳定，象征着革命的前途已露出曙光。但在自我庆幸的喜悦中，鉴于过去革命阵营中的动乱，不能不有所戒惧！而且当时国民党的政治领袖间的关系仍不甚融洽；各省军队云集广东，且军纪废弛，毫无革命军队的气象，使人十分厌恶！似这样的军队，是否能担负起北伐的任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也加入了这一革命阵营，今后如何？会不会还有更大的变动？这些问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不过当时我坚信中山先生必有办法冲破一切困难，领导我们完成革命事业。
我少年时期，不好交际，生活严谨，惟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在我任职攻鄂军广州通讯处时，我同县在广州工专读书的学生陈德钊、丘监志等，常在晚上或假期时来访我，每次和我谈论的都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常送“新青年”、“向导”（中共初期刊物）等进步刊物给我阅读，使我对于陌生和怀疑的共产党逐渐的有了兴趣和认识。但我参加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多年，虽未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我老早已以国民党员身份自居，因此，陈、丘两人虽屡次邀我加入青年团，都给我婉词拒绝了。
可是，我在当时，一方面因不满国民党军人的腐败，耻与为伍，另方面对将来革命出路问题又感到彷徨！
在不满现实的彷徨情绪中，使我想到陈、丘两人对我孜孜不倦的作“说教”式的游说时，都说：国民党既已有“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中共自是更进步的革命工作，与你的革命初衷，并无不合……等等辩论。我又觉得有其真理，于是我卒于一九二四年六月的一个闷热天气的下午，在广州市惠福路的一间楼上，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团。
我加入青年团后，被编入了工专学生的一个小组，组长就是陈德钊，他的年纪仅少我一岁，身材瘦小，两眼有神，对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惟头脑呆滞，处事无方。当时团员的组织生活，每星期就有一次小组会议，主要的是学习及讨论，研究青年团省委发下的油印课题，并检查各人对上次文件学习的心得。小组会议，每人均须提出报告，此外对于发展团员，亦为小组工作检讨之一。
团的支部会议，通常是每月一次，主要是政治报告，接着是讨论问题，最后是分配工作。
我在青年团有一年的时间，除了参加会议及学习外，并没有被派做其他工作，也没有介绍过同志入团，但团的同志都对我很好。
广东省青年团省委书记是中大学生沈宝同，他的年纪比我稍为大一点，眼有近视，身体不大好。他和我谈过两次话，态度诚恳，他要我多读些有关书籍，如“社会发展史”、“共产党组织原则”、“国家与革命”等等。他希望我能担当些更重要的工作。迨至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沈宝同通知我，大意是：“党已经决定将你转为正式党员，并且即有工作给你，党的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约你今天下午八时到办事处见面”。
我得到他的通知后，心情上有点兴奋，因为我即可参加中共的实际工作，同时又有一点恐惧！给我什么工作？我能否胜任？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终于在约定的时间，踏进广州市文明路×号的二楼。
一踏进客厅，我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岁，中等身材，体格结实壮健，脸有麻子的壮汉，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白线衫，白色的短布裤，满头大汗，正在近小骑楼的写字台伏案写作。我一见便知道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在留法时参加中共的），也即是当时任广东省委的书记。他在初来广州时，为了要接近工人群众，曾亲身加入广州市人力车工会，常拉着人力车随街跑，与人力车工人生活在一起，到处找工人谈话，从而去了解工人，组织工人，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常为同志们所乐道。
我环视这个小客厅，面积不到二百平方尺，陈设简陋，有四张残旧的酸枝椅和一张长椅，厅中放置有一张酸枝镶云石面的圆台，四张圆石酸枝凳。
这就是很多要人来往会议，半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若非熟悉内情的人，见到像这样的陈设，就难以置信了。
我静静的坐在圆桌的傍边，面对着他，静候他的指示。他见我到了，立即就对我说：“你是龚楚同志吗？请稍候些时”。过了约十五分钟的时间，他才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首先对我注视一遍，然后起来和我紧紧的握手，并即移坐在我的对面。
他很亲切的对我说：“龚同志！党已批准你转为正式党员了，你应该为取到这一资格而感到光荣！目前的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取得实权与工作，亦即是利用国民党各级党部以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本党周围，以实现本党的主张。”++
“你今后的工作，是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参加北江的工农运动。经过我们确切的调查，你的地位与人事关系，极适合这一任务，相信你必能完成本党给你的使命；但在工作中特别注意的事：要在工农运动中吸收勇敢的优秀青年参加党、团；建立与健全党、团的各级基层组织，使党的一切政策，都能运用党团的作用，得以贯彻实现；关于党团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依照党的政策，要适应客观环境，对每一件事，每一问题，决定适当的对策；并且具体分配给每一党团员工作，使全体党团员的行动言论都能一致；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党员都能确实的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掌握群众，使群众同意党的主张，跟随党的行动而行动，在群众中发生核心的领导作用”。
接着他又对我说：“你过去的情形我很了解，你是北江人，对于北江的地方情况，你一定比我明了，关于开展北江的工农运动，有什么问题，尽管对我说”。
我说：“北江的民风纯朴，工农生活虽不算好，但比较安定，因此开展工农运动比较费力，不过我必努力去干，务求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
他听了我的答复，点头微笑表示满意，跟着他嘱咐我明天十时再来一次和组织部同志接洽并与省农会方面联络。
次日，我先到省党部见组织部同志（恕我忘其姓名），由他将一封党的介绍信及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证件交给我。组织部的同志先问我：“何日可以起程？”我答覆他：“待我办妥辞去军队的职务后，便可起程”。是日下午四时我就到百子路省农会去。
省农会的常委阮啸仙同志亲自接见我。他的身材瘦长，面目清矍，戴着眼镜，穿着一套白绸衫裤，态度安详而沉默，谈吐斯文，但缺乏热情，他的风度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
我们会谈的地方，是在省农会内左侧的一间长方形会客室，室内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日字台，台的四周放置有好几张日字凳，他招呼我坐下。
阮啸仙同志似乎对我过去的经历不甚了解，他一开首就问我：“你以前做过什么事？”
我说：“我现在还是程潜军队里的少校参谋，驻广州通讯处的主任；现在接受党给我的任务要到北江去做农运工作”。
他听了有点惊奇，接着便问我“你曾否作过战？”
我笑道：“我当过排长连长，当然作过战”。
他又问：“为什么不继续在军队里工作？”
我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和安排”。
至此，他才露出笑容，显然很高兴！
他告诉我：“目前农运工作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及夺取乡村政权，但切勿操之过急。你作农运工作不过是暂时的，将来还要你做军事工作呢”。接着他便给我一封带给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的介绍信，并要我常常和他通讯。
我取得介绍信后，便向他告辞，这时他竟携着我的手步出大门，握手而别。
我回到住所，立即办理离职手续，并托朋友向程潜解释。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的辞职被批准下来了，于是我就屏当一切，准备离开广州。
当我正在办理向程潜将军辞职时（六月十三日），广州市发生了一件事，许崇智的粤军及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将军的黄埔军校教导团，以极机密而迅速的行动消灭了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滇桂军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纪律最坏的，他们的高级军官在广州市及附近县市包烟（鸦片烟）、包赌，截留当局的一切税收，生活腐化，致使革命政府的税收无法整理，使政府的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他们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则到处奸淫掳掠，强买强卖，无所不为，广东人民视之加虎，怨声载道！现在一旦将之消灭，无不额手称庆。对于粤军及黄埔军官学校备极赞许。
黄埔军校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山先生为了建设革命军队而创办的，并得苏联的支助。当时中山先生兼任该校总理，蒋介石将军为校长、廖仲凯为党代表、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校内的政治部人员及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恽代英等均为当时的政治教官；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之中，有八十多人是共产党员，并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全由共产党籍的学生领导，目的是准备争取更多的学生参加中共，以备将来控制军队。但可惜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工作幼稚而又盛气凌人，不特不能争取得同学们参加，反而常拒人于千里之外，招致非共产党的同学反感。于是有教官甘乃光及学生贺衷寒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孙文学会”与之对抗，以致破坏了中共这一个重大计划。
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是年冬又招编了两个教导团，准备为第二期的预备学生。一九二五年三月，东江消灭陈炯明的残部之役，统一广东，出力最大的就是这两个团；由此，黄埔军校之名大噪，而且成为以后蒋介石将军的军事骨干。周恩来后来在武汉及南昌暴动时期亦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迨至中共苏维埃政权成立及至延安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在中共阵营内已为数甚少了。以我所知是时尚存者有林彪、徐向前、萧克、黄震、张宗逊……等数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