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塞尔多夫本拉特宫，一位工作人员看我们是中国人，热情地拉起了家常。他说自己非常热爱中国，迄今去过32次。他拿出一份报纸，说他每期必读。那是一份中国政府控制的中文报纸的德语版，头版印着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头像。
假如我把所有德国人都设想成纳粹或者东德政权的支持者，并以此为前提跟他们套近乎，他们一定会感到受辱吧。但是，很多声称喜欢中国的西方人就是这样对待中国人的。他们赞赏中国政府，说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我想让这位德国人知道，他不应该把每个中国人都想象成专制爱好者。“中国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我对他说，“但是这个政府一直在破坏你热爱的中国，这份报纸是它的大外宣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的政府也有很多问题。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需要稳定……”看来他真的没有少读手里这份宣传品。这时，他突然想起了香港正在发生的抗争，说：“但是香港不一样，中共以为香港人只爱钱，其实他们想要投票权。”
感谢香港人的抗争，让这些被中国大外宣洗脑的西方人也觉得中共有点不对劲。看起来，北京还需要努力，把“中国不需要民主”的成功宣传嫁接到香港。
中国人喜欢皇权专制？
我在德雷斯顿还遇到过一位博物馆策展人，她对中国的热爱比本拉特宫这位工作人员更加“高大上”——她从中国古代艺术看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中国人就喜欢皇权专制，西方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民主偏好强加于中国。
这位在艺术界受人尊敬的女士似乎不知道，她这些深刻的洞见，是在配合中共宣传搞种族歧视。在中共的宣传中，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人需要人权、民主和自由，但中国人不需要。
可恨的是，台湾人竟然为了选票前仆后继艰苦抗争，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于是有人说，台湾在近代史上属于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短，事实上它是一个不同的民族。这种台独论调让很多台湾人感到满意，其实也让中共暗自高兴——至少可以继续维持“中国人喜欢专制”这个谎言。
现在又轮到了香港人。中国媒体长期的宣传中，香港就是一个金钱社会。因此很多人的确感到困惑：眼里只有金钱的香港人，竟然会为了民主自由上街抗议？当然，这些人是受西方反华势力煽动，但是为什么冒出来两百万人？
中共宣传中国不需要民主的第二个理由，是人民素质不高，根本不知道怎样自由地行使权利，他们需要一个家长来，一个英明领袖。香港的“爱国”影星成龙曾经说“中国人喜欢被管”，这并非他信口雌黄，而是整个愚民宣传的要点之一。同样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自比香港人的老母，也并非偶然的口误，而是由来有自。进一步说，“习大大”的称呼，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网民自创。不信，你自创一个“习哥哥”试试，看看会不会允许你乱叫？
香港人喊出“你不是我老母”，不仅仅是对林郑乱认儿女的回应，也是对中共长期洗脑宣传的打击。
假如甘地领导香港抗议
第三个理由也是讲人民素质不高，但是重点是社会稳定。如此低素质的民族，一旦拥有自由民主，他们就会变成群氓和暴民，社会就将陷入混乱。和其他国家的抗议运动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抗议者受到体现优秀素质、维持良好秩序的强大压力，而香港人就是一个伟大的榜样。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一样，随时找机会贴出“暴乱”的标签。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然可歌可泣。但是，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甘地当年做过的很多事情，搬到当下的中国，一定会被谴责为太过激进。比如，他组织人们集体焚烧居民证，带领民众到海边自制海盐以抵制官盐，号召大家不纳税，不入公立学校，不上法庭，不入公职，不买英货等等。
更不要忘了，甘地领导的是独立运动。尽管在历史的叙事中，那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但是鉴于印度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甘地本人也反对印巴分治，因此他领导的运动本质仍然是反对压迫。有压迫就有独立。
第四个理由是效率，意思是说民主固然尊重权利，但是专制更有效率。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让中共宣传如鱼得水，把六四屠杀都可以说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文革”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自由主义仍然是毒草，经济发展就成为中共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香港“回归”之后，经济不涨反跌，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是至少完全不支持这个论调。
每次去布拉格，我都会去“列侬墙”（港译“连侬墙”）看看。近年来，我在那里看到香港抗议的信息。那是人民自由意志不可摧毁的象征。更令人欣慰的是，香港人将连侬墙创造性地运用到本土抗议运动中，成为世界非暴力抗议运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西方人了解，无论台湾人和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但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一样，渴望自由和民主。看看香港吧！如果你真的喜欢中国，别再贬低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人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