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7月1日，是香港各界“纪念回归的喜庆日子”，而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是对香港法治的严重践踏”、“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
中共说的“各界”，从来就是由亲中社团组成的自慰“界”；而这个“喜庆日子”连官员和建制派都没有什么人感到“喜庆”了。到了今年，升旗礼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采用雨天模式不敢在阳光下举行，酒会十多分钟匆匆结束。而街头就从凌晨到深夜都在示威冲击中。
中共港共的愁云惨雾喜庆日，也是香港市民每年的抗争日。今年由和平示威发展成勇武冲击。一贯和理非的从政论政者，也站到了勇武抗争者一边，亲建制媒体的民调显示83%的市民认同冲击立法会行动。香港人在主权移交日向中国和世界宣告：我们站在全球捍卫自由对抗奴役的前线，正在作螳臂挡车的殊死抗争。
思维退化的老人说是通识课造成年轻人的反抗意识，中共宣传说是外国势力介入香港所致。他们都忘记了作为马列主义哲学基础的辩证法，指明事物的变化发展，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只不过是辅助条件。社会不断要由广大市民上街去求取公道，说明管治机制出问题，不断冲击一国两制“底线”的是中共专权政治，“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是中共不顾《基本法》规定横蛮无知的干预。在立法会已成中共橡皮图章的暴政下，香港年轻人的冲击正是一场要立法会重新回归民意的保卫战。
回想1997年7月1日主权转移，那时中共把香港回归视为伟大历史时刻，在大陆各大城市搞了许多庆祝活动，6月30日夜晚的香港移交仪式也算隆重，但社会上没有庆祝气氛，但也没有抗争，市民是平静地无奈接受。我记得那天下很大雨，在会展专供媒体转播和发放消息的场地，我游走在几个媒体间接受访问。我当时表示，对所谓回归我没有兴奋，甚至还对一个文明的殖民地宗主国的离去感到惋惜。我相信在主权转移初期，香港还是会运作如昔，但这只是中共在力所不及和国际社会密切注视的情况下的自我约束，一旦中共的干预由弱趋强，香港就再难保住两制，变成与大陆其他城市没有分别了。
中英刚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我曾经在日本杂志撰文，形容香港好比一艘船，正驶向一个火山岛。主权转移的夜晚，日本媒体问我是否认为现在已到达火山岛，我说是的，但暂时是死火山，不知什么时候会变成活火山。
那时香港的外国势力比现在多得太多了，大部份外国驻港领事馆都有比其他亚洲地区更大的编制，大部份国际媒体的亚洲总部都设在香港，香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达到最高峰。若说香港受外国势力影响，那时肯定远胜现在。但当时香港由港英时代传承过来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仍然分立，公务员体制运作良好，香港市民虽在不情愿之下接受主权国移转，但对一国两制亦不抗拒，承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的是大多数。
22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已经彻底改变。这一趋势注定香港人的宿命，就是要不断在强权下为自主自由抗争。而造成这局面的除了中共的专制本性之外，还有我当年绝没有料到的，原来香港会盛产这么多这么贱的“仆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