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见传媒讲话的最后说，“从五年前的‘占中’到今日《逃犯条例》的修订，我们看到市民的不满其实是反映社会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她说，不要以为“解决了一个危机，这些问题便会自动消失；反之，我们应该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
这段话没有说错，但接下来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对话平台，让不同意见者放下纷争去协商，“逐步解决社会上深层次的矛盾”，就证明她根本不了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或故意误导让人以为是不同意见沟通的问题。
30多年前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后期，1984年6月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率团访北京，当面向邓小平表达对一国两制的忧虑，一是担心港人治港会变成京人治港，二是担心执行对港政策的干部不能落实中央政策，三是担心中国自己的政策会变。
当时，邓小平不耐烦地说：“够了，我累了，不听你说。”不欢而散。
主权转移后，钟士元所讲的三点忧虑不幸全部言中。前天，亲建制的自由党荣誉主席周梁淑怡指出，当前香港最严重的问题是西环或中环的问题，直指香港深层次问题就是中共对一国两制下香港内部事务的干预。无论反23条立法、争民主普选、雨伞运动、鱼蛋运动，都是针对中共的干预。而从梁振英到林郑的全面听命北京，甚而曲意迎合北京主子心意，以表奴隶主管的忠心，使深层次矛盾加深至无法调和的状态。
到了送中，就从修例出台到中联办召集所有稍有关联人士施压，到绕过法案委员会硬闯立法会大会，都见到伸向幕前的黑手。最后，连林郑的坚持不用“撤回”这立法会的法定用语，以及她说的什么“工作做得不好，掌握社会脉搏不足、政治敏感度有偏差”等等，都是大陆官场虚应故事式的“自我检讨”语言。请问香港人对这个由中共不顾民意一手抬举的特首及其带领的政府，还有什么期望？怎么与特衰政府对话？
22年了，香港人从一直以来的和平示威，在各层的选举中和理非非的民主派排斥一些较激进的年轻人，年龄稍长的市民因生活较稳定，也反对年轻人的激进主张或行动。到了送中，则所有维护自由自主的市民，不分年龄、不计过去是本土或大中华、是勇武或和理非，都不再割席，不再互相指摘，反而互相体谅与支持，因为我们都认识到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就是中共从暗到明的干预，就是要把在大陆的奴役体制施之于香港。因此，抗奴役争自由，即抗拒共产政权，就几乎是香港全民共识，也是与政府对立的根本原因。
何韵诗有机会去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尽管只有两分钟，尽管人权理事会已被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操控，被美国指为存在“政治偏见”、未能有效捍卫人权而宣布退出，尽管她的发言被中国代表两次打断，但仍然勇敢地在最后发言时询问联合国会否发动紧急会议保护香港，质问联合国会否在这人权议会将不尊重人权的国家中国除名。
前几天撰文表示要同冲击立法会的勇武青年并肩而行的黎智英，周一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讨论香港形势。
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已经上升到国际层面。尽管中国口口声声反对，但香港人已连成一线，会利用公开和私下的所有机会在国际社会为香港的自由自主发声，也不会停止对所有奴才政府及建制派活动的遏制围堵。
成功失败都不是终结，只有勇气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