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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维族人: 中国政府试图利用家人逼我噤声

中国政府近期开始透过释放一些维吾尔人来对海外的维吾尔人施压。

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今年3月表示,可能有高达150万名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于再教育营。近期有些维吾尔人却在“特殊条件”下,被中国政府释放出来。

正当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仍在试图确认“失踪”的亲人是否身处新疆再教育营的同时,至少有三名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与德国之声分享了他们父母被中国政府从再教育营释放的讯息。然而,这些被释放的维族人却开始要求家人停止公开批评新疆的再教育营,并强调他们在新疆“过得非常好”。

今年26岁的乔达特(Ferkat Jawdat)是一名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自从他父亲2006年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后,他与他的兄弟姊妹陆续移居美国。然而,他母亲却因为无法取得中国护照,被迫一人留在新疆。他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近年来数度利用他的家人来胁迫乔达特,试图逼他放弃海外的维权运动。当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将维吾尔人送进再教育营时,他的母亲于2017年底也首次被关进再教育营。

他说:“我母亲在2017年11月20日透过微信讯息告诉我她必须去‘学校’学习,但她强调因为‘学校’有很多她认识的人,所以我不用担心她的安危。她那次在再教育营内待了22天。”

当乔达特的母亲第一次被放出来后,每当乔达特询问她是否知道另外两位舅舅的下落,他母亲总是避而不谈。过了几周后,她母亲在一次通话过程中,告诉乔达特她签了一些中国政府给她的文件,保证她不会与任何在美国的亲人联系。他告诉德国之声:“几天后,她在一次通话过程中哭着告诉我,与我们通话是违法的行为,而我可以看到她当时眼中充满了恐惧。”

乔达特与他母亲持续保持联络,但在2018年2月6日,他母亲又传了一个讯息给他,表示她必须再次去“学校”学习。他说:“他要我努力工作,并在讯息的尾声表示她不确定这次何时能离开‘学校’。在那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听到她的声音。”

在他母亲第二次被送进再教育营后,乔达特开始积极替他家人发声,透过不同管道分享他家人被送进再教育营的事。而他在2019年3月26日与另外三名维吾尔人一起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但那场会面的消息却导致他的阿姨与姨父在数天后,被新疆政府从再教育营转移到新疆别处的监狱。

他告诉德国之声:“我在美国的亲戚告诉我,一些在新疆的亲戚说我必须停止所有维权行动,不然我可能永远无法见到我母亲。那是中国政府第三次尝试透过家人来威胁我。”

然而,乔达特却在今年5月17日接到一通来自家乡的电话。当他接起电话时,他马上认出电话另一头的是他母亲。她跟我说她五月被放出再教育营,然后她在我祖母的家待了几周。然而,对他而言,他母亲说出的每个字都让他想起媒体报导中,被关在再教育营内的维吾尔人的证词。乔达特告诉德国之声:“我母亲跟我说她在‘学校’学了中文,而‘学校’所有的建筑跟设备都很好又很大。她还一直强调学校待她很好,而且她很高兴终于能用国家的官方语言与我交谈。”

乔达特的母亲除了不断赞扬新疆再教育营外,也要求他停止所有维权行动,并提醒他绝不能加入任何反中国政府的组织。他说:“她一直说‘我们的政府对每个人都这么好,而我对于能去学校上课也感到十分开心’。”

在乔达特与他母亲进行了15个月来的第一通电话后,乔达特从一名新疆的亲友那儿得知他母亲在与他通话的隔天,便被送回再教育营内。他告诉德国之声:“我当下觉得被中国政府骗了,而我也忽然了解他们想利用我母亲来向我施压。这整起事件让我觉得我不能相信任何人说的话,这也包含我母亲本人。然而,我也更坚定的理解到我必须持续向外界发声,因为我认为这是少数有可能救我母亲的方法之一。”

“妳必须删除所有东西”

安娜与莎拉2018年底突然与她们父母失联,而此后她们不断试图探询父母的下落。安娜在2019年1月突然接到一通来自新疆当地民警的电话,问她知不知道她父母为何被关进再教育营。她告诉德国之声:“民警问我是否知道我父母为何被送进再教育营,我便告诉她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联络不上我父母。当我继续问她是否知道我父母的下落时,她只跟我说我父亲好像因为酒驾被关进再教育营。”

安娜认为这通电话证实了她父母确实被关在再教育营内。接下来几个月,他们都无法成功联络上她们父母,但在今年3月,她姊姊莎拉突然透过电话联系到了她父亲。在电话中,她父亲说他过去几个月都住在村里,忙于准备“结亲”的活动。结对认亲是由中国政府在新疆推出的一个政策,由中国共产党派超过100万干部深入维吾尔家庭,与维吾尔人一起生活,并监视他们的生活。当天稍晚,莎拉与她父母透过视频进行通话。

她告诉德国之声:“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差点哭了,因为我妈妈已完全变形。她以前是很容光焕发的,但出来之后,整个人脸上只剩下皮了,而且脸色特别苍白。那我父亲则是没了头发。这些线索就是很明显的讯息他们进了再教育营,所以我没有必要特别去问他们。”

从那天起,安娜与莎拉变能正常与父母透过视频联系,而她们的父母也能邀请客人到家里作客,甚至去拜访亲戚。然而,每当她们与父母通话时,他们都会叫莎拉与安娜删除之前在网络或社群媒体上分享过的敏感内容。

莎拉告诉德国之声:“我父母会一直说他们现在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不应该在网络上发任何的话,且应该删掉以前发过的任何东西。当我问她之前那段时间都到哪去时,她总会说她前阵子生病了,但她不想要我担心,所以没有告诉我。”

然而,整个情况在一些相关媒体报导刊出后就变了。莎拉告诉德国之声,她母亲在得知她们针对新疆再教育营接受媒体采访后,便要求她删除网络上所有相关的内容,并责怪她为何答应要删除之前发过的东西,但最后却没有照做。她说:“我母亲当时一直说,他们过得这么好,我们为何还要讲这些话来破坏他们平静的生活。”

两人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莎拉的母亲再次要求她马上删除网络上所有相关的内容,并结束通话。几天后,她父母突然又打给她,并要求她马上回家删除网络上所有的相关内容。她告诉德国之声:“我爸在视频内哭了。他叫我马上从上班的路上回家,然后把所有在网络上发过的东西都删除。我说我昨天说会删,但我爸爸说不行,现在情势不一样了。他说‘妳必须马上回家删掉。’他又马上说,‘这些话你都不要讲,你就马上回家删掉东西,否则我们再也不跟妳联系。’”

那天之后,两姊妹与父母又失联了几周,而她们父母甚至暂时将安娜从微信列表中移除。虽然莎拉近期已与父母重新恢复联系,但安娜仍无法成功与父母进行视讯通话。安娜告诉德国之声:“我父母肯定是被中国政府施压才不与我联系的。过去不管我们之间产生什么样的矛盾,他们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失联过,从来不会因为生气不接我们电话。但这次居然把我的微信给删了,绝对是中国政府逼的。”

反观乔达特的情况,新疆政府五月底再次将他母亲从再教育营放出来,而他现在也能定期与她联系。然而,她的一举一动仍然受到政府的严加监控,而她不断要求他停止一切维权活动。他告诉德国之声:“我舅舅家门口装了两支监视器,所以没有人能轻易的拜访我母亲。不久前,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甚至试图说服我回新疆一趟,因为我需要亲眼见证当地的情况,并非如外国媒体所报导的。当我拒绝配合时,他甚至威胁我说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改变现状。”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新疆研究专家图姆(Rian Thum)告诉德国之声,新疆政府近期不断使用上述两个案例中提到的策略来向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施压。他说:“有不少案例是,中国政府不准从再教育营出来的维吾尔人对外分享他们的经验,并胁迫他们签署文件,承诺他们不会揭露任何他们于再教育营内经历过的事。”

当莎拉在网络上分享了父母获释的消息后,不少维吾尔人开始将她的故事视为一个成功案例,但在她眼中,她父母仍处在不安全的状态中。她告诉德国之声:“我不认为我的故事是个成功案例,而我们不能因为接到家人电话或因为家人从再教育营出来而将这个事情视为成功。我们必须理解这不可能是短期内能结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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