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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七五事件10周年:维吾尔族人的恐惧何处安放

七五过后,许多维吾尔族青年遭到逮捕。7月7日,他们的家人上街表达抗议。(路透社)

2009年7月5日,成百上千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乌鲁木齐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妥善处理几天前同族工人在沿海工厂被打死一事。运动升级,变成针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造成近200人死亡,大多数为汉族,上千人受伤,“七五”事件震惊世界。观察者认为,七五事件致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从此中共治疆政策发生转折性调整,由最初几年的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目前的政治高压。

过去几年,中共要求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不准穿戴清真罩袍、男人不准留胡须等,并成立争议极大的“再教育营”,强迫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人到那里学习汉语,去除宗教信仰,反抗者可能遭到体罚,甚至酷刑。官方利用七五事件中的暴力袭击将“再教育营”合理化,认为此举能防范宗教极端势力。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这些做法旨在将穆斯林和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和习俗“急速同化”,无异于将新疆等同于“敌对区”,取代了七五前数十年来的政策,即少数民族是中国“大家庭的一部分”。

夏明说,“再教育营”的设立更是“七五事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没办法解决矛盾冲突后,使用的一种集中营式的统治方式。”

那个夏天

2009年7月3日,在外地读大学的维吾尔族青年艾尔肯回家乡过暑假。沿途中,一群汉族民工上火车,令已经满座的硬座车厢变得拥挤。艾尔肯的一位同学为了避免他们挤到自己的女朋友,与一位民工发生争执。突然,这位民工一拳打来,顿时令整个车厢的维吾尔族学生气愤至极,与汉族民工扭打起来。

警察前来调解,要求维吾尔族学生向汉族民工道歉,并支付医药费。艾尔肯说,“明显感觉到,那些新疆的汉人警察严重偏向汉人民工,帮他们说话。也不追究到底谁先出手打人。”

而此时的网络上,流传着几条视频,拍摄于几天前广东韶关某玩具厂。该玩具厂从新疆招揽了几百名维吾尔族劳工。6月的一天,一名汉族女子遭到维吾尔族男子的滋扰,之后有人在网络上散布假消息,称她遭到维吾尔族工人强奸。消息引发25、26日两族工人在工厂宿舍斗殴,造成两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双方各有数十人重伤。

视频中,暴力血腥的镜头清晰可见,有长相维吾尔族的人被打倒在地,汉族人或冷漠旁观,或幸灾乐祸。视频下方遍布侮辱性留言,对维吾尔族人嘲笑、讥讽、甚至人身攻击。

爆火的视频成为七五事件的导火索。火车上,艾尔肯收到中学同学的信息,号召维吾尔族人在7月5日到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为死去的维吾尔族人讨回说法。7月5日,成百上千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和市民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调查韶关事件,并还以公道。但后来,一部分示威者开始打砸店铺、焚烧警车,甚至屠杀汉族路人。

悲剧并未在当天结束,7月6日,维吾尔族女子马力古•买买提象往常一样到小区超市买东西。一位维吾尔族青年同父母一起走在她旁边大概两米处。刹那间,几个身着绿色制服的汉族警察从背后冲上来,用黑色袋子套在青年头上,把他压上警车,呼啸而去。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没有话语交流,没有出示证件,只留下惊恐的父母和路人。待警车完全开走后,男子的母亲才摊倒在地。

马力古说,之后的几天里,警察在乌鲁木齐“疯狂抓人,凡是维吾尔族的年轻人一律被带到警署审问”。她说市区布满关卡和警察,断网停电,每天出门人心惶惶,“仿佛生活在战争年代”。

远走他乡

中共将七五事件定义为境内外势力精心策划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将矛头指向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认为该组织的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策划了骚乱,而她当时远在美国华盛顿。不过学者通过访问当地人,发现叙述截然不同。

专长研究新疆历史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米华健(James Millward)对BBC中文说,当时警察在执法时用暴力驱散示威人群而引发不满,导致暴力袭击。他还说,从韶关事件到七五只有不到10天时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动员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人来到乌鲁木齐。

对于出生在世俗化维吾尔家庭、父母均是党员干部的艾尔肯来说,七五前他努力成为体制内的“好学生”,经过“民考汉”政策(少数民族参加汉族高考)进入内地大学读新闻系。然而七五事件彻底转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艾尔肯的一位学弟在七五后消失,他的单身母亲至今没有找到儿子下落。而对于七五事件的报道,艾尔肯曾经敬佩的央视知名记者在“毫无实地考察证据的情况下,自愿成为党的喉舌”,令他失望至极,从此不再梦想在中国从事新闻事业。即使有大学辅导员的鼓励,艾尔肯也决定不再入党,觉得入党是一种“耻辱”,甚至是“犯罪”。

他说,“因为我经历了七五,如果我还入党,对自己的家乡人民洗脑,站在摄像机面前赞扬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没办法接受。”他后来申请到美国的学校读书,从此远赴他乡。

为了逃离恐惧不安的生活,七五过后,马力古开始为孩子办理护照,并申请入读海外学校。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的三个孩子陆续远赴美国读书,她随之陪读,后来取得公民身份。而她的丈夫和许多亲戚至今还留在国内。

长期的压抑

现在身在海外的艾尔肯反思,七五事件是“维吾尔族原住民在自己的故土被汉族移民边缘化”,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的后果。

维吾尔族是名义上实行自治的新疆本土居民,属于突厥语民族,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新疆原称西域,在18世纪被大清帝国征服。后来脱离北京,直到1949年被共产党控制。今天新疆的总人口中,维、汉两族各占四成,其中汉族在20世纪中期从中国东部移民过来。维吾尔族在政治和语言上处于弱势,在经济上受到汉族新移民的挤压;而汉族人则不满中共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比如不用履行独生子女政策、孩子在高考中加分等,认为是“逆向歧视”。

七五之前,新疆的执政者着重发展经济,认为贫穷导致矛盾出现。但经济发展似乎并没有令当地居民平等受惠。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侍建宇从9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治理新疆政策和维吾尔民族主义,他对BBC中文说,“很多经费没有进入社会,反而流入当地汉族和援疆干部的口袋里。”

米华健也说,新疆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太多腐败和歧视。但即使能够平衡发展,令很多维吾尔族人成为中产阶级,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他说,中共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将维吾尔族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实现“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期待,建立在狭义的民族主义视野之上。”

艾尔肯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解释维吾尔族人的不满情绪。2004年,新疆自治区政府推行双语教育,当时艾尔肯就读初中。从小读维吾尔语学校的学生被分配到民族班,每周五单独上“政治思想学习课”。学生在课上被告知,要谨慎留意涉及民族及地方政治的问题,跟汉族交往时不能带有“民族情绪”,否则会因“思想不正”而受到惩罚。

从小读汉语学校的艾尔肯不需要上这种课,但正是同需要上课的同胞交流,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不同。他说,“维吾尔族的孩子在课上受到恐吓,令一种对汉族人的恐惧心理深埋在内心,只有在与自己族人独处时才能感觉出来。”

他说,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生意纠纷,还是治安事件,与汉族人发生冲突时,最后总是维吾尔族人的错误。

“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那种恐惧心理——只要你的名字是维吾尔族的,只要你长得不像汉人,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爆发。”

隔阂加深

侍建宇说,“此前维吾尔族人的不满主要集中于新疆政府和党委,但七五过后,他们开始对汉族人民表达不满。社会上两个民族间的不信任变得非常明显。”

艾尔肯也说,两族人民在七五前还能彼此谦让,遇事尽量沟通,但七五事件“仿佛给双方各捅了一把刀,留下一个疤痕,从此彼此再也不愿意触碰,隔阂更大了。”

七五后的几年里,中央倡导“跨越式发展”,要求其他地区支援新疆建设。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矛盾和不信任似乎并没有减弱。2009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发生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2014年达到高峰,接连发生十多起。暴力事件不仅发生在新疆地区内,还扩展到其他省市。其中最受瞩目的包括,2013年10月,北京天安门发生自杀式撞车,5人死亡。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发生砍人事件,近3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侍建宇说,“很明显,这是[七五事件的]后遗症。汉族和维吾尔族人极端不信任,加上中共安全体系全面怠惰,导致悲剧发生。”他说,在新疆安全体系怠惰的情况下,从2013年底,大批维吾尔族人外逃,从云南、广西等地,逃到东南亚各国及土耳其,“保守估算至少两万人以上”。

2014年,中共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强调,处理民族问题要同时处理“物质”和“精神”问题。米华健说,这是个重大转变,从此中共开始对维吾尔族进行教育、宗教、文化等更大范围的打压。“再教育营”也在此时开始出现。

2016年,马力古回国探亲,在北京机场遭到扣留,甚至被没收手机,接受调查。她回到新疆后,护照也被没收。在经过数月周折,终于取回护照,但心里恐惧令马力古当天就买下机票回到美国。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国。

当年,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被调来主政新疆。不少人将他比作1950年率军队占领新疆的开国上将王震,都以铁腕著称。近几年来,当局在新疆各处设置检查站,并利用大数据、面部识别等高科技手段部署新疆。

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分析机构James Foundation的统计,陈全国上任的第一年,就招募了9万多名新安保人员,相当于2009年的近12倍。新疆财政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新疆在安全体系上的财政支出高达579.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92.6%。

近两年中国确实没有暴力袭击事件,但新疆似乎变成一个孤立的隔离区,想要走进难上加难。许多曾经研究新疆的学者无奈中断了学术计划,其中一位体制内学者在接受BBC访问时再三叮嘱要求匿名,录音后尽快删除。他说,一旦公开身份,“人身安全将遭到威胁”。

恐惧再袭

由于艾尔肯身在国外,他多年是党员干部的父亲在当地评分系统中被划为“不信任的人”。

马力古的亲戚从2016年开始被陆续带进“再教育营”,到目前已有30多位。2018年6月,马力古的丈夫也被关进“再教育营”,后来转移到监狱。马力古至今未能与丈夫直接联系,只能从亲戚那里得到消息。“据说是因为在斋月期间封斋,被判20年,案件开庭时也不让亲属参加。”

米华健说,很多正常的伊斯兰教习俗被打压,甚至被定为非法。在当地官员的驱动下,对极端行为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宽泛。比如不准在公众场所祈祷,但何为“公众场所”,却没有具体的定义。

“我必须知道,他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履行了一个穆斯林的职责?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秘密判刑?他还有四个亲兄弟也被关在一个教育中心,他们为什么被带走?我必须要知道。”一直声调柔和的马力古变得激动起来。

马力古的妹妹也被带进“再教育营”,直到病危需要进入重症病房治疗才允许出来,后来再次被带进去,多次往复,而且这期间不许亲人探望。他丈夫的叔叔由于营内条件艰苦,腿部染疾,但直到发展至需要手术截肢,才被带出。

马力古说她会将丈夫的处境告诉孩子,并一起努力争取团聚。“他们不能忘记自己来自哪里,血液里流着什么血,这些都得一五一十地记清楚。生而为维吾尔族人,我们受到了这么大的迫害,每一代都应该记住。”

学者质疑“再教育营”改变思想的成效。米华健说,“通过大规模虐待人民真的能改变他们的思想吗?我不这样认为”。他说,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能会给一代人带来怨恨,甚至延续到下一代。

“这种怨恨将来会怎样爆发?谁知道呢。”

(应受访者要求,艾尔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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