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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的产物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文章指出:“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一是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二是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三是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28年5月4日,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他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并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

1948年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周岁生日。然而,这时的文化古都北平,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12月15日,胡适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写完《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后,乘坐蒋介石派来的“抢救著名学者”的飞机离开北平,但是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却留了下来。两天后,胡适在南京参加北大校友会举行纪念活动,他在会上讲话时痛哭失声,认为自己是个逃兵,对不起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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