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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的香港政改:鲜为人知的史实

香港民众2019年7月7日再次上街游行,表达他们的诉求。(路透社)

尽管在过去一个月期间,香港前前后后有大约四百多万人上街游行,反送中以及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但是林郑月娥仍然稳坐特首宝座,也拒绝完全撤销《逃犯条例》修订案。这引发了重启香港政治改革的讨论。其实,香港的民主改革计划在1940年代就提出过,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真普选。是谁在阻挡港人的真正自治呢?

最早提出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的是英国驻港总督杨慕琦。他在1946年提出这个方案时,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方案包括建立市议会,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三分之一则是委任。这个方案被称为“杨慕琦计划”(the Young Plan)。

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加上杨慕琦不久离任退休,所以这个改革计划被搁置。

1950年代中共建政后,港英当局似乎再度提起“杨慕琦计划”,但是遭到北京的反对。

周恩来阻止港英政府的民主改革

美国知名刊物《大西洋月刊》曾报道,英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英军中校及铁路工程师肯尼斯•坎特黎在给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信中披露,他在1958年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谈到港英政府希望香港进行更多自治的计划时,周恩来“希望麦克米伦先生知道,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地位的举动都会被中国视为不友好的行为。中国希望香港继续现在的殖民地地位,不要有任何改变。”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还援引坎特黎的密信说,1960年中国政府当时负责海外华人事务的廖承志说,如果英国人允许香港自治,中国领导人会毫不犹豫地解放香港。

中共党史专家,《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说:

“他们最大的考虑是保留香港现有的地位,使香港成为一个下金蛋的鸡,不要杀鸡取卵。”

1949年中共建立“新中国”后,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高文谦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以从香港获得很多紧缺的物资,外汇等,所以他们不希望改变当时的现状。

中国担心香港走向独立?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孔诰烽则有不同的解读。他说,英国政府在1950到1960年代,允许当时的殖民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实行自治,最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走向了独立。中国政府担心,香港也会步他们的后尘:

“当时很多香港的殖民地官员都是从新加坡调过来的。中共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状况,他们也是担心英国人在香港推动政治改革,然后香港会慢慢走向独立。”

中国将香港和澳门从UN殖民地名单中删除

孔诰烽还透露,1972年中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席位后马上做的一件事,就是将香港和澳门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因为按照联合国的规定,殖民地人民有权对事关自身利益的大事进行自决。把香港和澳门从这个名单上删除后,这两地的人民就没有了自决权。

时间快进到1980年代。英国和中国两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承诺,普选将是“最终目标”,但对出台时间含糊其词,使北京可以决定其进展速度。

末代港督彭定康虽然试图进行一些选举制度上的改革,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反对,新选出的立法会没有过渡到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选举问题出台“8•31决定”,限制民众的参选权利,直接导致了“雨伞运动”。

“林郑下台”还是“真普选”?

“雨伞运动”的核心诉求“实现真普选”再次出现在今年的反送中示威游行中。很多人认为,只有实现真普选,香港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不过也有人说,只要中共执政,实现真普选的目标就遥不可及。反送中运动的短期目标应该是要林郑月娥下台。不过,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不认同这种说法:

“争取一个特首下台,和争取香港民主化相比,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停留在特首下台(这个目标上)也不是好的办法,因为一个下台之后,再来一个由不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中国政府钦点的人上来,可能比现在更差。”

中国政府同意将普选写进香港《基本法》的目的之一是做给台湾看,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台湾做准备。《香港商报》前助理总编龙镇洋说,如今普选遥遥无期,香港陷入动荡不安,给台湾做出了非常负面的示范:

“我觉得它的(中国)政策缺乏连贯性,缺乏逻辑性。它在澳门香港搞成这样,怎么能叫台湾人放心,怎么能叫国际社会对它有信心。”

最近,随着香港大规模游行一个接着一个,对现任港府不满的民意汹涌澎湃。不仅是抗议示威者要实现真普选,连建制派也在考虑政治改革。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要重启政改,重新建立与市民沟通渠道,重燃港人对落实普选的希望。

香港已经有人提出一周一游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现在的局势确实是对中国政府高层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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