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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历劫记(6)

腥风血雨

农场这一池死水,也不免波澜起伏。为了破四旧,把搪瓷盆上的图案如龙凤、双喜、如意等全部刮掉,刮不掉的干脆砸烂。这时刘少奇已入了另册,正在大批特批他的黑《修养》,我在大有这地方买的书也在大检查时被搜出,跟其他场员的书一齐被烧掉了。中队有个京剧队,那些戏装也被付之一炬。不过,京剧队还要演样板戏,反正都穿时装,烧掉那些戏衣倒也没有什么妨碍。

这个京剧队是中队副领导的,每年国庆节以后便集中在仓库里排戏,到春节时先在本中队和场部演出,然后由中队副率领到附近农村巡回演出。京剧队的演员都是场员子女,年龄在十岁到十六七岁,全是文盲,唱词是刻苦背熟的。导演、教练、场面等人则是从场员中挑选的。在三个多月中,他们排成了两出戏:《沙家浜》和《红色娘子军》,这两出戏很受农民的欢迎,听说有一天演夜戏,人山人海,连舞台也挤塌了。

社会上的“文革”怎么搞,农场也跟着翻版,场员中凡是对“文革”有非议的,都要遭到批斗。场员有不少人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以及流氓、痞棍之类,有了反动言论,便重翻老账,三天两头的挨批斗,有时还给戴上五六只泥帽,由大到小的堆成一座帽塔,压在头顶上,足以几十斤重,挨斗者不得不用双手捧住帽塔,以减轻头部的压力;戴泥制高帽跟喷气式等等,都是一种法西斯虐待狂的表现。

有一次在露天的空场上看夜戏,演出《智取威虎山》,附近农民也都扶老携幼地赶来观看,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场员王某将带来的一头小黑狗抱在怀里,边看戏边跟周围的熟人聊天,谁料他竟因此闯下了大祸。在第二天晚上,中队召开批斗大会专门批斗王某,指导员在会上宣布了王某的罪状:昨晚他竟抱着黑狗看戏,其用意是把在场的观众都比作狗!有不少场员是已经改恶从善了的,还有许多人是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狗,而且是黑的狗!这是对革命人民的恶意诬蔑,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攻击,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猖狂反扑;这王某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王某被两名强劳力倒扳着两臂,低头站着。场员们纷纷站起来发言,会场气氛像煮开了的一锅水。这种无中生有的大批判,除了煽动愚昧无知的狂热,剩下的只是一片空白。每逢这种场合,挨批斗者是毫无申辩余地的。王某被关禁闭,写了好几次检查都通不过,等到把他从禁闭室放出来,已经关了三十多天,人也消瘦了不少。

1971年初冬,我们又被调到高(邮)宝(应)湖附近的复兴圩农场。这农场四周都筑了几丈高的土圩,圩顶上栽植了不少树木,已经绿荫葱郁,犹如一座高耸的城墙,包围着大片的低洼田地。每年秋汛,高宝湖的水漫上了岸,圩外一片汪洋,浊浪就在人们的头顶上翻滚。这座土圩夯筑得又高又厚,相当坚固,再大的水也冲不垮。但我们仍要往圩顶上挑土加固,反正没有土方定额,劳动显得相当轻松。

这里也是稻麦两熟,劳作并不重,只是“文革”中的大批判在这里却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动辄杀人的地步。

我在复兴圩的时间不到两年,却遇到了几次公审大会,每次枪毙几个人,罪状都不外乎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类公审大会,都在高台上悬挂着巨大的黑布横幅,贴着几个用白纸剪成的大字:审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人们看到这黑布白字的横幅,便知道要杀人了。

主持者宣布开会,便由四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把二个五花大绑的罪犯押上台来当众跪着,接着有个干部上来宣读罪状,并宣布了什么革命委员会的判决,把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犯被押下台去,又押上了高高的土圩,走不多远,便听见两声枪响。台上最末一个节目是贫下中农代表讲话,那个趾高气扬的代表提高了嗓音,对着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扩音器被震得嗡嗡响,人们也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

1973年秋,听说复兴圩农场也要改为知青农场了,我们这批人便被调到溧阳的竹箦煤矿、农场,强劳力上矿挖煤,其余的分派到农场的各个中队。有不少刑满留场的场员在农场安了家,都住在小茅屋里。

刘少奇、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了,红卫兵成了下乡插队的知青。报纸上连续几天刊载着“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最高指示。国内的政治形势正在逐渐地起着变化。不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化、庸俗化却仍在蔓延。我曾在竹箦的书店里买到一本《〈毛选〉解答难题》的小册子,目录上开列了一百多条难题,并注明这个难题可找《毛选》第几卷第几页,便可得到解决。这简直是把《毛选》当作求神问卜的巫书一样看待了,可见当时的造神运动已发展到何等荒唐的地步。

北京的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在1979年春得到改正的通知,这年的4月5日我回到苏州,这时我已年届花甲,但仍在《苏州报》社工作,1987年5月间离休。

我在劳改农场整整21年,先后到过东直、大有、沂河、五图河、复兴圩、竹箦等6个农场,亲历了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深感极左思潮的危害至深且大。“左”比右好的谬论,更是助长极左狂热的兴奋剂,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那万头攒动、高呼“万岁”的狂热场面,是何等的撼人心魄,殊不知这种天真的疯狂正蕴藏着一种莫大的危机——打倒一切的危机,权力真空的危机。在这一意义上,应该说“左”比右更坏,因为“左”的教条主义理论,极易迷惑缺乏理论素养的年轻人,加上“文革”中造神运动的推波助澜,极左思潮空前泛滥。如果说1957年的“左”抓了五十多万右派,株连了几百万人,那么“文革”中的“左”则打倒了上千万人,株连上亿人。善良的人们一时不能察觉“左”的危害,反而自我安慰地认为“左”比右好,这实在是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1996年4月3日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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