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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篇小说,老毛把我送进地狱(5)

3、天涯石劳教收容站

1957年12月27日下午两点,我被送到成都市天涯石北街劳教收容站。这儿的老名称叫宝光寺(非新都的宝光寺,成都也有宝光寺,儿时随父亲来过此处进香)是一座破烂的大庙子,有神像没香火,有禅房没和尚。1949年前,这儿寄居着许多没家没室的瞎子、跛子、缺手断腿的残废人,靠卖筲箕、刷把或乞讨为生,不知几时成了劳教收容所,也叫“废物利用”吧。“废物利用”是共产党一大发明,寺庙改监狱,道观变军营,公馆院落是机关不花钱的办公场所,总之叫“拿来我用”。

一来到收容站,就看见门前有两个威风凛凛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在那里放哨执勤,一大群妇女哭哭啼啼地踮着脚尖向里面张望,想必是被劳教人员家属在那里寻找亲人的影子。进得大门,穿过一条窄窄的过道,眼前现出一排年久失修的平房和几间原是庙宇的殿堂,殿堂后面传来一个男子语无伦次地哭叫声:“毛泽东呀,你解放我啦,快来救我呀,我好惨,老子好惨啊!解放军你是不是天神,怎么看不见你,你跑到哪里去了?”

乍一听有点毛骨悚然,定是个疯子,怎么把疯子也抓来劳教了?我心里这样想。略微定神后,方发现四处都有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岗,有点如临大敌的感觉。押送我的傅科员、崔司机,在一处办好手续后即将我扔到一间极其简陋的办公室里,然后悄然离开回机关去了。我按照往常习惯在一张空椅上坐下,不到五分钟一个身着黄军装不扎腰皮带,个子矮矮,肤色黝黑的小胖子走了进来。他一脸凶像,满身横肉,一只手插在裤包里,另一只手按着腰杆上,表明那儿有武器。还未等我反应过来,突听一声吼叫:“谁叫你坐下的?站起来!”

我闻声起立,谦恭卑微地笑望着他,心里在想:我又没得罪你,怎么这样历害?

“谁和你笑!”又是一声暴烈的喳呼。

他瞪着一双狗熊眼,冷冷的目光直逼着我,那因吸烟过多而熏得发黄的牙齿里,爆出恶狠狠的话语:“你给我老实点,要不,会吃亏的。”

他说着,从衣兜里掏出包劣质香烟,抽出一只在指甲壳上弹了弹,划燃火柴吸上,在屋里不经意地走了几大圈,悠哉游哉地吐着长长的烟圈,一副得意的样子。

我方注意到他四个兜的军干服不但未结风纪扣,还有两个纽扣散开着,蓝色的下装上有两条公安标志的红杠杠显得刺眼。他两手叉在腰皮带上,屁股上的手枪飘飞着红绫。这打扮、这粗暴、这无礼,近似我当年在土改工作队的样子。那时地主不论长我十岁二十岁,也不论其知书识理,只要见到我就得低头。岁月飞逝,历史轮回,应了俗话说的“鬼叮哥(猫头鹰的俗称)吃妈,一报还一报”。我直直站着不敢说话,就像那时阶级敌人站在我面前一样,只差没打颤。

“站好,两脚并拢。”声音小了点,威严仍在,他上下打量我一会儿后,才问:“叫什么名字?”

“黄泽荣”我压低嗓门,声音极其柔和。

“还有什么名字?”他两眼直逼,要我屈服。

“晓枫”我轻飘飘回答。

“有名人物。”他肩头一耸模样怪怪,退身坐到办公桌前一张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慢悠悠地摇了会儿,从那熏黄的牙缝间发出命令:“把身上东西全摸出放在这里,钱、粮票、皮带、鞋带、裤带,统统的全给我解下来!”

我心里反感但不敢反抗,乖乖地按指示把他要的东西,一样一样放在办公桌上。

“荷包里的东西摸完没有?不老实要吃亏的。”他说,把我皮箱来个底朝天的翻查过遍,确定无违禁物后才叫我把一地衣服、书本放回箱中。妻给我缝补衣服的针线、剪刀之类的东西全被搜去。只听得他提高声音训斥说:“这儿是专政机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一切听从指挥,如果违犯,后果自负。”

我诺诺,点头应着。吩咐完后,即叫来一个叫大组长的人带我下去。大组长一见愣了,他姓尹,竟是当年茶叶业一家小店的工人,1950年闹工会时是腰鼓队的队员。我已是个先知先觉分子,自然尊敬服从。他装做不认识用眼示意,问道:“蔡干事,放在哪个组?”

“十二组。”这位叫蔡干事的恶吏,想也不想的说。

我一手提着没皮带的裤子,一手抓着凌乱不堪的皮箱,狼狈得像个乞丐,跟在尹的后面走出办公室。在没人地方尹才低低说:“我知道你会来,报上看到斗争你的消息,判了几年管制?”

我懵懵有些不解地问:“什么管制几年?”

他明白了我说话的意思:“没有判管制?你们单位处理得好轻啊!我挨了三年。”

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事劳教?劳教还有管制?”

他轻轻叹口气,口风很紧地说:“一言难尽,以后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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