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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篇小说,老毛把我送进地狱(2)

在印刷厂劳动一晃就一个月了,我不仅习惯而且有了感情,还学到铅字排版的一些基本技术,甚至愿此生此世做个印刷工人,那喷香油墨的报纸上有我的辛勤……好景不长,一天在拆解一个打乱的铅板时,我发现零星杂乱的铅字里有“处分”、“黄泽荣”、“右派”等字样,但还是揣摸不出个结果。不过有个预感:我的问题即将有结果了,是好是坏心里拿不定?

上厕所解手时,邱乾坤见四下无人悄悄问我:“小黄,你看元旦会不会准许我们回家?我老担心爱人产后情况。”

我想了想道:“可能会准许我们回家吧?,我们毕竟没犯法嘛。”

他信心不足地摇摇头说:“你没见《人民日报》社论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动派是专政的对象啊!”

我听后有点生气地说:“反动派?我们反了谁?不就是说错点话,写错几篇文章,也不能太过分了啊!”

外面传来脚步声,邱乾坤不敢再往下说,悻悻地提着裤子走了。

在距离1958年元旦还有四天(即1957年12月27日)的上午,我和12名右派份子做完印刷厂的清洁卫生,未等坐下来喘口气,人事保卫科傅科员走来向我说:“黄泽荣,阎主任叫你去办公室,现在就跟我走。”

傅是个矮胖子,宽皮大脸,一身是肉,反右前一见着我总是笑嘻嘻地客气极了,老当着面向人说:“小黄是我们报社最有才华的笔杆子,写出的文章有劳动人民气息,不愧是工人阶级。”

现在一脸都是仇恨,好像我把他九世单传的儿子扔在尿缸里似的。不过他没有过多地为难我,不是那种一味挣表现的黑心肝,后来官至成都红旗拖拉机厂的党委书记。

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去细想,急忙洗净手上的污垢,跟着他走出印刷厂,穿街走巷快步来到报社。进得大门一看,编辑部一切依旧,安静无声,自行车架得一马整齐,楼梯过道干净无尘,只是昔日墙壁上“反右斗争”的大字报换成了“庆祝我社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办好党报为社会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标语。在楼梯口碰上不少熟人,但他们一见我早把脸转过去,纵是迎面相撞也像不认识似的。过去我不懂得什么叫“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现在才有点明白。进得办公室,阎凯主任示意叫我坐下,态度和往常一样和霭。他笑着打量我一眼,静静地说:“小黄,今天组织上决定对你的问题要作出处理决定,本来处理可以轻一些,主要是你态度不好造成。你太牛,不听党的话,如果你在斗争会上能低头认罪,也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今后只要你能听党的话,好好改造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可以回到报社……”

他在说,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处分?开除回家或是回到茶厂,反正不是逮捕。听党话,改造思想,仍然会回到报社,难道是下放农村?”

“给你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阎凯主任说出处分的结果,大概担心我接受不了,又把劳教的前景讲了一番:“劳动教养有工资,被教养的人享有公民权,还有通讯自由,属于最高行政处分,给你留有后路。”他说到这里,突然转头问我:“小黄,你对组织上的处分有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案板上的肉,想怎么砍就怎么砍,能怎样?对劳教这东西闹不明白,还以为像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写的《教育的诗篇》一样。那书里有“劳教”一词,大意是苏联在国内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政府把他们收容集中起来,送到特有的工厂、农庄去劳动,实行一边干活一边学习知识文化,使他们很快成为自食其力、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人材。在劳动教养场所里,工作人员对被教养的孩子不打不骂,生活上关怀备至亲如父母。劳动教养场所里有电灯、电话、食堂、图书馆、宿舍、澡堂,劳动轻轻松松,周末还有文娱演出等,故对这一处分蛮高兴。

“劳动教养时间不长,一年半载,待思想改造好后还可以重新回到报社来工作。”阎主任继续说,我更相信未来的“劳动教养”如马卡连科书中写的一样,便高高兴兴地点头应道:“接受组织处理,一定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报社。”

阎凯主任对我的回答很是满意,接着说:“现在就去会议室,开完会就回家收拾东西,报社派人送你去收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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