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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坏分子

我们的村子很小,文革来了,凑齐四类分子不容易,究竟把“坏分子”的头衔加给谁,当时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最后是把村上两个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定为坏分子。

这两个人,一个在天津银行当过职员,一个在天津布店当过学徒。两人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见过大世面,人缘也都挺好,自被打为坏分子,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几岁,腰也变得弯曲起来,见谁都是一脸卑微,有人从身边走过,会马上停下来,谦卑地打过招呼,身子侧转,将路让于别人,待人走过后才迈着细碎的步子小心走过,一脸凄惶。

银行职员还写得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无不精美,在今天一定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但那时却成了加深自身罪状的证明。家中收藏的字画书籍被全部烧掉,毛笔砚台被砸烂,虽然后来经常被大队叫去写各种大字报,笔下的字迹仍是铁钩银画、苍劲有力,但他那诚慌诚恐的样子,看了让人揪心。

那时冬天特别冷,雪多且大,常常早晨一觉醒来,推门一看,已是大雪封门,足有一尺多厚。村上街道扫雪,都是此二人的事。每次下雪,他们必须早早起来,将雪扫净,等村人都起床了,主要道路上已见不到积雪。

他们的任何一点不慎,都可能为自己招来屈辱。任凭他们怎么小心,也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不测之祸、不测之辱随时会降临到身上。有一年秋收时,生产队的马车拉高粱,中途遗落了几穗,正好被布店学徒发现,便随手捡起,放在自己的背筐,进村时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一顿暴打,并将高粱穗串成串,挂在脖子上游斗,自己敲着锣,走一步喊一句“我是偷盗分子”,那种对人格的侮辱,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976年毛去世时,银行职员晚上喝了两盅酒,被人举报到大队。这个时候竟敢喝酒,当然是对伟大领袖怀有刻骨仇恨。这不是一般的酒,是庆贺酒,是反攻倒算酒,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队干部立即组织民兵抓人,连夜召开批斗大会,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强迫彻底交待自己妄图变天复辟的险恶用心,并不时招来一顿拳打脚踢,一个月后被放出来时,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这两人都有几个儿子,而且个个聪明帅气,但因受家庭影响,都找不上媳妇,成了老光棍。文革结束摘帽时,儿子们早已错过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前年,银行职员的最后一个儿子死去,一家人就此断了根。布店学徒只有小儿子娶了媳妇,还脑子有毛病,生了个傻儿子。两个家庭,就这样轻易地毁掉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期,201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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