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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报歌》词作者若生当今

央视3频道即文艺频道,五一期间歌颂劳动者,不仅歌颂当代,还歌颂到国民时代乃至民国时代,真让人感动矣。期间还排了一个《卖报歌》节目:一群七八岁娃娃,穿着那种也不知是民国时代还是国民时代服装,挎着灰布兜,唱着《卖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都知道,这是《卖报歌》第一段歌词,后面还有两段,是报童“诉苦”。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上半页,满清存在不过十一年,之后就是“民国”和“国民”。

现在通常把民国政府称之为北洋政府。然而,已有人指出,认为这不够实事求是,至少不严肃,因为所谓北洋政府,不管它有多不好,毕竟在事实上是民选政府(即使选举期间有贿赂,也还是民选政府)。我们今天把它说成北洋政府,明显带贬义。

2005年9月25日,现已去世的台湾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就说他要为北洋政府讲几句好话。讲什么呢,他讲北洋政府还是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特别是与后来再后来的政权相比),比如,蔡元培是国民党员,北洋政府却让他做教育部长。

另外一个就是国民政府。后来的政权,对这个国民政府更反感,否则就不会把它推翻。据此,可以讲,《卖报歌》就是诉民国或国民政府之“苦”。明白这一点,才好往下说。

先来说说《卖报歌》第一段。“今天的新闻”为什么“好”,而且还是“真正好”?只能说明:当时新闻报道还比较自由,否则不会有“真正好”的新闻披露。你看朝鲜的报纸上有“真正好”的新闻吗?伊朗的报纸上有“真正好”的新闻吗?我们现在的报纸上还有“真正好”的新闻吗?都没有。因为不可能有。也不知今天委内瑞拉马杜罗掌管的报纸上有没有“真正好”的新闻。我想,同样是不可能有吧。

假如当年如后来,就算监控不严,不慎让报纸发出了“真正好”的新闻,也定会在第一时间,阻止这有“好新闻”的报纸流入社会流入大众手中,更不会让报童以这种“好新闻”作“卖点”,传播有“真正好”的新闻,而是一定将所有刊有“真正好”的报纸强行收回,同时驱散那些小报童——他们若是胆敢不听,执意对抗,就立即把他们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

可这么做,岂不更加引起人们兴趣,争着去看那“好新闻”吗?要知道,这种“好新闻”显然只能是那个社会负面的东西,也就是揭露和批判那个社会的,因为从《卖报歌》后两段歌词来看,这首《卖报歌》不是要歌颂当时社会,而是“诉苦”,因此,第一段歌词里讲的“好新闻”,绝不可能是歌颂那个社会的新闻,而只能是相反。

然而,当时至少允许报童叫卖这种刊有“真正好”新闻的报纸,即使也有监督,也有管控,否则,作词者一定会把那些后来才会出现的现象也反映在《卖报歌》中。在那时,军阀也好,政府也罢,大概还是认为:报童吆喝叫卖有“真正好”新闻的报纸,天经地义,对于天经地义的权利,怎么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呢?人的行为,总是缘于认识。

这就充分说明,至少在对新闻自由以及传播新闻方面的认识,民国也好,国民也罢,都认为当时就应该那么自由。这一点是万难否认的。不像今天,即使你转发的是央视视频,只要什么人不高兴,认为你是“传播恶性谣言”,一个电话打给腾讯,微信号立即被封一片。他们一点道理都不讲,认识不及当年不说,行为也比当年野蛮多了。

只要这种分析没错,那个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就也有可取之处甚至还蛮可爱的,就连那些报童其实多多少少也能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快乐,可惜他们也许因为年纪小而当时不懂,享受不到这种快乐,即他们的报纸上还能刊出自由的记者自由报道的新闻。

这在几十年后,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报童“大风大雨满街跑,走不好,摔一跤”,当然是很辛苦的。但一个社会如果还有自由,报童们还能拿着报纸在大街上吆喝着“今天的新闻真正好”叫卖,这个社会就还有希望,在今天看来,即使“走不好,摔一跤”也值。相反,如果报纸上没有了“真正好”的新闻,更看不到有人吆喝着这样卖报,我不知道这种社会的“快乐”又在哪里,是否真的快乐。

如此说来,《卖报歌》的词作者如果生在当今,很有可能在那歌词的后两段就不是诉苦,而是有可能兴奋,认为那些报童赶上了相对自由的好时代。不然,不论在封建王朝,还是在后来“伟大时代”,你的报纸上还会出现“真正的”“好新闻”并让报童吆喝着叫卖吗?尽管我也认为,与人类高度文明相比:“民国”和“国民”并不多么美好。

本文结尾,容从“安娥360”中抄几句词作者信息:安娥,1905年人,1976年去世,出生地是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人。著名剧作家、作词家、诗人、记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她的丈夫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当年在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工作期间,她和著名作曲家聂耳为同事。

安娥虽然写过别的一些作品,可“安娥360百科”介绍她的“主要成就”居然就是“《卖报歌》、《渔光曲》和《高粱红了》”。看来,这首《卖报歌》影响确实不小。

2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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