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令人想起当年的黄雀行动，大批被暴政通缉的政治难民，以香港为避难港再转往其他国家。香港成为受国际景仰的维护人权的文明典范。30年后今天，特区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自此香港当然不可能再担当遭政治压迫者的避难所，相反却成为政治难民的出产地。30年来香港从收容政治难民转为输出政治难民，这一个大颠倒，提供了人类历史上社会文明急速沦落的典型。
国际传媒报道，黄台仰、李东升获德国政府批准得到难民保护，德国政府尽管没有提供理由，但黄李二人提出的诉求是在香港受到政治检控。因此德国批准他们成为政治难民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如果申请人因国籍、宗教、政治观点或属于某个社会群体而受到迫害，德国将提供难民保护”。
黄台仰去年受访时说，“如果德国政府认为香港司法独立，他们就不会给我难民身份”，批准难民申请的原因“是他们认同香港正利用司法来迫害香港人。”
德国政府的决定，说明HK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的Special已经不存在，“五十年不变”已经从黄雀行动的香港变成出产政治难民的香港了。
从韩国以真实人物为背景的电影《逆权大状》、《逆权司机》、《逆权公民》中，我们看到人民争取权利的抗争最终能取得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有西方记者的现场采访和国际传媒的报道。而背后就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支持。从历史来看，韩国、台湾、缅甸从专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都是由于有抗争者流亡到美国和欧洲，引来外国人道组织和政治团体对专权政治的关注，才促使掌权者改弦易辙。
香港九七后市民争取民主权利之所以如此艰困，路越走越窄，除了中共强权的野蛮和香港少数人无耻、多数人沉默之外，更因为中国经济崛起、外国又因金融海啸而困厄，于是睇钱份上，对中国的亵渎人权也眼开眼闭，对香港争取自主运动不但无暇多顾，甚至还假惺惺地说一国两制运作良好。香港争取民主、人权的抗争得不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在与强权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陷入苦撑局面。
我在上月底《逃亡》一文中提到，在梁天琦受审前，我曾对他说，在外国寻求政治避难，它的积极意义是：以身说法，向世界说明香港已有了政治逃亡，因此已是强权社会而不是人权社会。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黄台仰表示当时他与梁天琦有共识：“我们其中一人需要离开，继续争取独立的工作。”原来他们早就有了为香港将来作不同牺牲的打算。
林郑说，中联办就《逃犯条例》开腔，是因为外国势力介入。认为香港既有人邀请外国介入，又批评中联办干预，是双重标准。
她不会不知道：外国的介入只是道义的介入，而中联办的介入是权力的介入；前者对社会无压迫感，后者就有实质的威慑力。就香港市民目前所处的恶劣形势而言，外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道义介入应该越多越好。
我尊敬到美国、欧洲向西方政要争取支持的民主派，至于对那些为成全香港而牺牲自己的年轻人，则已经不只是尊重，而且是深感爱护与心痛。无论挺身受囚，还是忍受与自己成长的土地终生告别，都不止是像我这样写写说说，而是身受其苦地呼唤国际社会对香港自主守护文明的支持。
梁天琦没有逃避，黄台仰李东升也没有逃避，没有像那些曾经批评他们逃避的人那样逃避，他们主动挑起对香港未来的责任，向世界证明了：香港已经不是过去国际社会眼中的香港，香港已经彻底变了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