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年的念叨
死者终于全部南下这个城市。
经过三十年的改造
事发地点也终于南下变成这个城市。”
这是我今年所写纪念六四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诗的开头。过去三十年，我几乎每年都为六四写诗以作祭奠、也藉此书写对中国与香港近况的反思。这次，是我最直接地表达这样一个观念：至少对于香港人来说，六四已经不只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了，它这三十年无时无刻不在向香港挥洒它的光芒与阴影，终于成为了香港精神的一部分——不只是集体回忆、也不只是道义责任，而是运动的延续甚至运动的再起波澜，然后与香港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再也不能回避。
换句话说，六四并没有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结束。它成为每一个不愿意遗忘的人所选择延续下去的运动。那么当六四成为香港的六四之后，香港将何如？
而这三十年，香港人经历了什么？太多太沉痛而不能枚举，而最鲜明的身份改变是：香港人，从接受难民、庇护难民的人，终于开始变成难民本身。早在五十年代初，有国共战争后避秦南来的，六十年代初，有从大饥荒逃生而来的，还有八十年代从越南偷渡而来的，这些都算是半政治半经济难民。直到六四过后，被“黄雀行动”营救来港，以香港为中转地再往欧美的，那是货真价实的政治难民了。
如果说六十年代“大逃港”，香港人对大陆难民的奋勇救助，尚且带有亲缘关系的缘故，到了“黄雀行动”（以及其他声援、捐款），只能誉之为“义举”。“义”这个概念，一直由华南文化保存和演绎。南宋、南明时对亡国先君的接纳，算是忠义；六四后对逃亡学运民运人士的救助，纯属感其哀、同其愤的铮铮义气。所谓“感君意气无所惜”，九七前夕的香港人，从六四幸存者身上看到的，也许是自己将要面对的相似命运，但他们没有因此趋利避害，反而“不顾北京反对”站在鸡蛋的一边。
义与不义，时穷节乃现，九七前的香港人尚未“时穷”已经作出过正确的选择。今时今日，在争取政治自由几近穷途末路的香港人，依然坚持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聚会，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后，每年参与人数基本保持在十多万，而且据我观察，年轻人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参与者都有增多。持续三十年的纪念之后，维多利亚公园足以取代天安门广场，成为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平行宇宙，香港也成为六四前北京的一个平行宇宙，实验着假如民主追求没有被粗暴截断将会引领香港这个“有自由无民主”的殖民城市走向何方。
这三十年也是香港认清自己的被动处境的三十年。其实因为香港在八九民运当中特殊的贡献，它已经在“北大人”眼中确定了一个潜藏祸根的形象，日后每一次香港的抗争都会被“中央”解读为“颠覆基地”定性的相关衍生，用后者话语来说，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完全忽视甚至抹煞香港人主体觉悟，把“义”扭曲为“利”的定性，只会让尚有血性的香港人更加激愤。而继雨伞运动的零成效，现在又有“送中条例”欲把所有香港人像大陆人民一样置于“待罪之身”的境地。香港人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无论是否移居海外，都已经是身在家乡的流亡者，“香港人”这个身份，成为原罪。
然而坚持公民的权利公民的尊严，何罪之有？就像拒绝忘记一场屠杀，拒绝粉饰乱世之太平，亦何罪之有？过去，正是在为他人争取尊严的时候、为不会回报的死者争取尊严的时候，香港人获得尊重——就像我曾经说过：“自由，是指你拥有捍卫他人自由的自由。”香港曾经为六四、为中国民主付出三十年，希望日后亦有自由人挺身捍卫香港人的自由。
在香港的黄金时代，著名填词人黄沾写过一首歌《轮流转》，最后一句是“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此中有没有改变？”六四三十年，且容香港人再度沉痛一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