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段子：毛主席逝世了，县上就作了条规定：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有家农民，整整忙了一冬一夏，准备给儿子办婚事，正好料理停当，看好的日子，就在这期间。结婚吧，县上规定不准许；不结吧，经济上损失可就大啦。狠了狠心，壮了壮胆：咱一个小小老百姓，就办这么一桩事，他总不能打成反革命吧。
不料，就真出了事。有人报告，有人请示，有人批准，有人执行——公安干警，吉普出动，一副手铐，一纸逮捕证，将那位胆大农民，押到看守所。婚礼也就砸了锅。
人犯好逮，罪名难定。翻遍法典，也找不下个合适的罪名。幸亏公安局长头脑聪明，眉头一皱，想出个罪名。于是，那个农民胸前挂个大牌子，拉到街上去游斗。群众一看，目瞪口呆，上写“幸灾乐祸犯”五个大字，连被批斗的那位农民，也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段子来自一则“万荣笑话”，原产地就是我的家乡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被收入万荣人编著的好多本笑话集。万荣县人杰地灵，群众文化素质高，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一种自我创作、自我解嘲、自我调侃、相互贬损的文学体裁——“万荣笑话”，由口头传说到形著文字，隐含歌颂、批评、讽刺、抨击于一炉，成为黄土高原一朵怒放的幽默之花。其特点是文字简练，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富有哲理，余韵悠长，听后令人哈哈大笑，笑声中能助人思索和感悟。我的同事、山西日报高级记者管喻数十年致力于“万荣笑话”研究，著作等身。
“文革”十年，类似“万荣笑话”中讲述的这件荒唐事情，数不胜数。
万荣县东部某村一个姓曹的农民，受到县城两大造反派群众组织争斗的革命热情鼓舞，毅然决心弃家投身“革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为了免除后患，也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跟老婆离婚，又抱起自己年仅几岁的孩子，塞进野外一个破窑洞，用土块垒住洞口，孑然一身奔赴县城。幸亏村民及时发现，尾随其后，才将曹某的孩子抢救下来。
曹某的“革命行动”竟然获得造反派一方的赏识，收留他加入造反组织，还被任命为武斗司令，号称“曹司令”。一段时间，曹司令带领武斗人马，在万荣县境内东荡西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老百姓听见曹司令的名字，噤若寒蝉。谁家小孩半夜啼哭，大人就吓唬说：“还不睡觉，曹司令来啦！”小孩听见，立马不哭了。没多久，在一次武斗中，曹司令“光荣牺牲”，倘若此人不死的话，万荣大地不知会酿造出多大的灾难。
“文革”伊始，万荣县委书记阎某某首当其冲，作为“走资派”没完没了遭受造反派批斗。阎书记才华横溢，工作能力强，文章写得好，讲话口才也好。此前，他撰写的《三娄寺农业社的教训》一文，毛泽东主席阅后，将题目修改为《严重的教训》，并加了编者按，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开头一句后来成为“文革”警句：“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阎书记参加过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跟毛、刘、周、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事，见过大世面。我读初中，教我们语文的冯进录老师特敬佩阎书记，多次在课堂讲述说：阎书记为啥能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每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阎书记都要背诵下来。以此鼓励我们多看书看报，多背诵好文章，练习写好作文。受冯老师影响，阎书记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
有一则版本挺多的“万荣笑话”，讲述的是在批斗阎书记的大会上，造反派严厉审问道：
“阎某某，你老实坦白，你有没有搞过男女关系？”
“搞过。”阎书记回答得特别爽快。
“那你交代，都跟谁搞过？”
“马某某。”
“马某某，她是哪个单位的？”
“本县药材公司。”
造反派一听，如获至宝，立即决定揪出马某某，跟阎书记站在台上一起进行批斗。结果，令造反派大失所望。原来，阎书记供出的马某某，就是他自己的原配妻子。造反派被阎书记给捉弄了。
后来，县里两派群众组织越斗越凶，由大字报、开大会、口头辩论，发展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走资派”阎书记此时成了没人理睬的“死老虎”，被关在县看守所。这当儿，我们村有一个单身汉，因故被判刑，也被关进了看守所，跟阎书记关在同一牢房。万荣县干旱缺水，县城机关用水要上城中心的池塘拉水。看守所管理民警命令阎书记和我村的单身汉一道拉水。于是，在县城大街上，人们时常看到这样一道风景：一辆小平车上放着一个大汽油桶，里面装满水后，年轻的单身汉为了照顾阎书记，自己在车前驾辕，肩膀搭着拉带用力拉车，阎书记跟随在小平车后面，只有上坡时才帮忙推推车，两个“犯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到了20世纪70年代，阎书记获得“解放”，被任命到相邻的临猗县担任县委书记。我村的单身汉也刑满释放，在家劳动之余，用高粱秸编制笤帚上集市出售。当时运城地区领导执行极左路线，在全区取缔乡村集贸市场。某次，他上临猗县城赶集，被集市上“撵集”的民兵抓获了，押送至县委大院。单身汉一进县委大门，便扯破嗓子大喊：“阎某某，阎某某，我要见阎某某！”这一叫喊，可把押送他的民兵吓蒙了。天啊！平日里，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在县委大院直呼县委书记的大名。他们立即向阎书记汇报，阎书记走出办公室，一眼认出叫喊者是自己的“狱友”。他挺念及旧情，不仅吩咐民兵放人，而且还让县委机关后勤部门全部收购下他携带的笤帚。单身汉回村后，到处吹嘘炫耀此事，还说阎书记请他吃了顿饭。
20世纪90年代，我在山西日报社当记者，一次饭局上，遇见了仰慕已久的阎书记。他后来担任过运城地委副书记、忻州地委书记、省农业厅副厅长等官职，此时退休在山西省关工委发挥余热。席间，我近前向他敬酒，提及当年语文老师讲述他背诵元旦社论的往事，阎书记豪爽举杯，对此并没有否认。我特想当面证实一下有关他的“文革”段子，以及他跟我们村单身汉的交往，几次话到嘴边，又噎了回去。阎书记于2017年谢世，享年90岁。
1972年初夏，我在本村七年制学校读初中。一天夜里，学校突然通知学生到学校紧急集合，有重要政治任务。我急忙赶到学校，操场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不仅有学生，还有大队基干民兵。人到齐后，大队干部极为严肃又神秘地宣布：省城太原有一名解放军现役军官，在军营杀人后，携带两支手枪潜逃。公安部门分析，逃犯极有可能流窜至我们县孤山一带，命令民兵和学生协助抓捕。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高大光彩，一个解放军军官竟然杀人潜逃，大家格外震惊，又十分恐惧。
根据分工，大队基干民兵连夜奔赴孤山，参与搜山行动；我们初中生三四人分作一组，在全村各个街道巷口站岗，盘查行人。孤山是万荣县境内一座土石山，海拔1411米，我曾多次上孤山栽种过油松，那里沟壑纵横，搜索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我和几个同学提心吊胆，又冷又饿，守在一个巷道口，一直站到凌晨两三点钟，才接到撤岗的命令。回到家，父母替我揪心不能入睡。他们询问出啥事了，因为要保密，我以有别的事情搪塞了。
事后真相大白：逃犯为人民解放军驻晋部队63军副军长余洪信。战争年代，余洪信曾荣立战功，逐级升任军级领导。“文革”中，余洪信犯有生活腐化等劣行，告状信递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63军常委会给予余洪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这一处理决定上报到北京军区，没能获得批准。余洪信感觉前景不妙，铤而走险。1972年5月18日凌晨，他从军营手枪班抢走两支手枪，打死了63军政委曹步墀的妻子，打伤了副政委杨兆魁，又打伤了通信员张彦平，携枪潜逃。5月29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山西、内蒙古是重点搜查地区，据说，“山西境内的大小山沟、山洞基本上搜了一遍。”一个月后，余洪信被发现在太原南边的榆次南郊七八公里的麦田自杀，尸体早已腐烂。
1975年，万荣县南边的临猗县，发生了一起新中国建立后全国金融界第二起大案，临猗县银行有“七万八”现金失盗。“七万八”！对于当时每个劳动日仅挣几毛几分钱的生产队社员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些日子，街谈巷议，人们总绕不开这一话题，相互猜测盗贼得到那么多钱，会如何花销？哪可是几辈子也花不完的啊？
临猗县巨款失盗案，拖延了两年难以破案。没想到，竟然是在万荣县境，被万荣县机智勇敢的职工、农民和公安民警给破获了。
说来有趣，案犯是临猗县史茂法、史义让两个农民。两盗贼偷窃了一袋子现金，回到村里其中一人家中，当面解开袋子，把一捆捆钞票掏出来，堆放在农家土炕上，一一清点分赃。据说，慌乱之中，不小心把一捆钞票掉落在地上。这一家盗贼的老婆眼疾手快，悄悄一脚，将掉落的那捆钞票踢进了炕洞里。两盗贼把赃款二一添作五分开后，听到社会上盛传银行失盗现金数目是“七万八”，另一盗贼始终闹不明白，为什么盗窃的现金数目跟“七万八”对不上号呢？他询问同伙，同伙自然装聋作哑。他那里晓得，在分赃之前，其同伙已经比他多拿到一捆钞票，上演了一出“黑吃黑”的折子戏。
两盗贼行窃得手后，面对破案风声日紧，订立攻守同盟：三年之内，谁也不许花销一分贼款；等三年过后，人们逐渐遗忘了此事，才可以拿钱消费，随便吃香的喝辣的。可是，熬过了两年，其中一个盗贼再也忍耐不住，违背了盟誓。他不敢在临猗县消费，而是悄悄跑到紧邻的万荣县汉薛公社供销社，购买一辆自行车。没料到，在付款时，被供销社高度警惕的营业员发现了钞票上的破绽，这起轰动全国的“七万八”巨款失盗案遂得告破。
为此，汉薛供销社营业员张生财、万荣县公安局治安股副股长王顺林、汉薛公社电话员张慧芳、万荣银行汉薛营业所职员吴积玉、东阳里治保主任董冬生等5人荣获一等奖；另有万荣县公安局7名干警荣获二等奖，其中就有我的表姐夫史仲兴。万荣县公安局并协助临猗县公安局将涉及此案的7名罪犯一网打尽。此事《万荣县志》有记载。
“文革”期间，新闻媒体天天宣传“狠抓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争、专政的对象，除了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现行反革命犯、破坏军婚犯、盗窃犯、诈骗犯、强奸犯等，包括本文开头那位“幸灾乐祸犯”。每年过一段时间，如夏收、秋收、春节之前，县革委会都会在县城召开一次全县公判大会。会前几天，被公判的几十个犯人五花大绑，胸前挂着标明本人罪行的牌子，站在解放牌大卡车上，高鸣大喇叭，拉到全县每个村庄游街示众。公判会上，案犯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处死刑的，公判大会结束后，押赴刑场，立即执行。每一次公判大会，会场人山人海，街道戒严。散会后，不少好事者还会追赶公安局的车队，跑到刑场观看怎样枪毙犯人。
公判大会当天，全县从县城到乡村热闹处，张贴着白纸黑字印刷的公判大会布告，公布每个犯人的罪行和宣判结果。其中死刑犯的名字上面，通常会画上一个血红色对勾，每张布告前围满了热议的人群。个别去过刑场的社员，则会被村民团团包围，一遍又一遍绘声绘色讲述他目睹的血淋淋场景。大概张志新、遇罗克等人，也是经过这样的公判大会被冤杀的。时下有人怀念“文革”期间社会治安“良好”，什么“路不拾遗”，假如能回放一下当年一场场公判大会的实况，就明白什么是“良好”和“路不拾遗”了。退一万步说，即便算是社会治安“良好”，也是阶级斗争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出来的“良好”而已。
有一年，万荣县在召开公判大会前夜，突然，有一个第二天即将被执行的死刑犯供述：他跟姚文元是亲戚，请求刀下留人。姚文元，那可是深得毛主席倚重的“文革红人”，声名显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舆论总管。假如该死刑犯所言属实，确为姚文元的亲戚，出了问题该如何向上面交代？但是，翌日的公判大会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没法改动或取消。县革委会领导紧急协商，临时决定将该死刑犯暂缓执行，将事先印好的公判布告作废，重新印刷新的布告。事后，经一级级向上面请示，据说真的请示到了姚文元那里。姚文元的批复是，他根本不认识此人。该死刑犯的狡黠招术，让自己多活了几天，最终仍然被枪毙了。
呜呼！只有在法治崩溃、道德沦丧、全民疯狂的年代，才会出现上述一件件荒唐至极的怪事，借用一句“文革”热词，全是“咄咄怪事”！
2017年2月26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2月28日修改
2018年5月22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