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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余生(7)

这里要说一下队里朱华的情况。老朱是商业部下来的局级干部,此人当时40多岁,身高一米七几,黝黑的脸膛,仪表不错,一看就有老干部派头。他劳动有技巧,还能循循善诱,帮助年轻人,所以一开头就当了大组长,管理50多人,颇有威信。过一段后,大家慢慢地知道他的过去,原来在抗日战争中他就在当地(虎林县)打游击,任过此地的区委书记,于是大家肃然起敬,视为老大哥。

在粮食定量初期,他做了好多思想工作,队里视为左右手。但随着定量步步下降,他也扛不住了,吃黄豆粉拉稀有他的一份,身体消瘦以后,他再也无力在劳动中带头了,也无心讲大话了,第一次摘右派帽名单中没有他以后,他的地位更加狼狈,整天愁眉苦脸,原来很讲究的仪表也不要了,一件破棉袄用大草绳扎着,扣子掉了也不缝,布面子破了,撕成一条一条,棉花露出来,上面沾附好多草根树枝,也无心收拾,形象极差,渐渐地队里对他责备颇多,认为他是由好转坏的典型,他也不在乎。右派们则更多的是同情和反思,抚今追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单位的朱传铭,他在鸣放中其实没有说什么,到后期硬是补充当上了右派。他是学铁道工程的,在修木轨路中是业务主力,他的男高音在老右联欢会中曾赢得一阵阵掌声。他的特点是手脚慢些,生活自理能力差,每年都要冻手冻脚甚至冻脸,溃烂一大片,弄得狼狈不堪,一年多下来,又瘦又黑,眼睛无神。他的父母年龄大些,朱传铭是个孝子,老感到当了右派以后,自顾不暇,无力奉养老人,心中不安,在长期内疚的变态心理作用下,他偷拿了别个右派的几件呢子衣服邮寄回家,嘱家里变卖以后补贴零用,第一次混过去了,第二次被邮局发现了,判3年刑,送去劳改。我们当时十分难受,一个好好的青年就此毁了,但无力回天,大家都心如死灰(79年落实政策时,朱传铭希望得到从宽处理,其实当时的赃物值钱不多,因为有了右派的底子,所以判了刑,如果不是右派,他不够判刑条件,为此原单位和当地公安局反复协商,希望能从轻处理,听说一直没能解决。)

60年冬天,场部进了一台燃烧煤气的发动机,利用土产的木材,在砌筑好的炉子里引燃,产生出煤气,用煤气烧出蒸汽,再发动机器。这个试验任务交给设计组,我们认认真真地操作,正常地出了蒸汽,但是引到汽缸里以后,仍旧无法使机器发动,多次试验研究,仍归失败。弄得大家心灰意懒。问题在哪里,我们最后测出,气缸和气缸套完全不配合,气缸是圆的,气缸套是椭圆形的,中间的缝隙有3--4毫米,其误差可以用皮尺量出来,蒸汽受压以后,都从缝隙中漏掉了。可见大跃进的产品形同儿戏,白白地浪费我们半个多月的心血。这种事情如同天方夜谭,没有亲眼看到的人很难相信。

我们设计组的程伯纯整天唉声叹气,暗暗掉泪,他本是冶金部的,年龄大些,爱人还年轻,在家带两个孩子,经常来信诉苦。老程眼看自己在东北改造无望,前途凶险,所以多次立下字据,愿意跟爱人离婚,万一自己离开人世时无所挂牵,可是他爱人就是不想离,弄得他左右不是,愁容满面,逢人就叨唠,神经兮兮的。

当时的领导又是如何表现?他们的生活条件要比我们好得多,基本不愁温饱,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除了少数对我们有些同情外,大部分都比较差,他们并不关心老右们的死活,他们要的是老右们卖力干活。跟随着全国大跃进的形势,这里也是浮夸成风,吹牛皮,讲大话,高指标,放卫星,以博得上面的好评。他们老驱使老右做表面文章,挖渠时三天前就做准备,成绩都算在最后一天的突击上,说是放卫星,每人平均挖土几十方,右派们都哭笑不得;在积肥中,码上一大堆土,像一个小山包,在底下掏个洞烧几把稻草,熏得有些烟味,就谎报积肥多少多少吨,以欺骗上级,捞取荣誉。

还有是三天两头搞献礼,献礼名目繁多,一会儿是党代会、团代会、还有三八节、五一节、八一节、妇代会、职工会、青年会,一个接着一个,名目繁多。老右们半夜起床,又冻又饿干到天黑,大喇叭里又传来领导的声音,不让收工,强迫大家夜战,这是常事,他们实在是太残忍了。

其中尤以基建大队长祝鸿友跳的最高,他每天一到工地,就拉着高嗓门处处指责,这边进度太慢,那边质量又不行,没有一样是满意的,有时咆哮如雷,弄得草木皆兵。右派们无力跟他争辩,只有忍气吞声,尽量躲着他。此人后来升任副场长,又调到新疆。基建队的指导员李惠,是山东人,上尉军官转业的,没有祝鸿友那么坏,但对右派也是漠不关心,官儿不大,官气不小,处处摆老资格。对老右们身体的每况愈下,他们则强调客观,不愿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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