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不到
搬进工棚后不久，隧道正式开挖，我们回复到三班倒状态，我和朱老弟的接触有所减少，而管教干事对我的“淋漓尽致”，不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有时候中队长指导员生产干事也加入进来，变成二重唱甚至四重唱。
不论是“淋漓尽致”还是二重唱四重唱，其中心内容都似乎是我干了一桩什么坏事，而“自认为干得很高明，总有一天会戳穿，纸是包不住火的”之类。朱老弟也曾私下问我究竟是咋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以前还问过我会不会用左手写字，我简直搞不懂。”我这样回答了朱老弟，他却一言未发。
有一天，支队部管教科来了一位监管公安找我谈话，这位名叫韩幕韩的监管公安，态度十分和善，他问了我的改造情况，又问了我劳教前的工作情况，甚至我的生活经历，几乎谈了一上午。不像是审讯因为他是单独一对一的谈话，又未作笔录简直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位韩干事找我“闲聊”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吃罢午饭，仍然通知我不要出工，韩干事继续找我谈话，他问我知不知道他这次找我谈话是什么原因，我实事求是的回答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猜想过。”我说：“我根本无法猜想。”
终于他对我说，有一封用我的名字给周总理写的信，如果真是我写的，只要我坦白交代，向政府认错，严肃地自我批判，政府可以不作追究。但如果我确实干了这件事而又拒不承认，今后查出来真是我写的，可能会影响我的前途：“你应该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我没有写，绝对地没有写。”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如果真正做了，它不可能像一句闲言碎语一样被轻易忘却。
最后他拿出纸笔，叫我当场用左手写下北京国务院周总理八个字，写完后，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问道：“你估计你身边的人谁最可能做这件事？”我默默地把我熟悉的周围人等进行了一番梳理，我想到一个名字恰巧是最不能说出来的名字，那就是我两肋插刀的朱老弟，干这种冒失莽撞的事倒十分符合他年轻轻浮的性格特征。但我如果说出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对友谊的背叛，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同时我想，如果是朱老弟写的，他决不会用我的名字，因为这样的结果，很可能直接或间接的伤害我，对朱老弟而言，也应该是最不愿意做的事，我们毕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决不可能对我这样不负责任。
我对韩干事说，我估计不出来，况且我也没看过信上的笔迹，无法推断。这时，韩干事从他的皮包里取出了那封信，这封信共有三页信笺，他把最后一页递给了我，这页纸上除了此致敬礼和张先痴年月日之外，其他文字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字迹是完全陌生的，笔法极为不自然，连我也相信是用左手写的。
但是，这半截信中有几句话却让我吃惊不已，在例举处理右派过重的意见时，它不仅以董时光为例，而且写道：“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知名学者，我认为是一种失策。”这分明是一年多以前，我和朱老弟在挑煤炭时碰到董时光后，他对我发出的感叹，其原汁原味历历在目，这时我百分之百的断言这封信的作者非朱老弟莫属。
我简直懵了，我恨不得这封信上没有这句足以让我失去一个好朋友的话，然而这不容置疑的无情现实逼着我面对。韩公安问我：“认出来没有？”他的意思是“从字迹上你能判断出是谁写的吗？”我假装在思考，心里想的是朱老弟那一脸无邪的微笑，回答说：“认不出来。”韩干事叫我回工棚休息，仔细想一想，明天再回答他。
周美人来到
这件不大不小的事使我像突然被马蜂螫了一样大吃一惊，因为当年的我还比较单纯，不像若干年后的我，在劳教劳改的油锅里炸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根货真价实的“老油条”。那年头劳教份子给周恩来或其他领导人写信伸冤，通常被判定为不认罪服法的表现，在劳教队这就是万恶之源。我觉得朱老弟此举近乎对我的陷害，虽然不像某些告密者那出卖朋友，最少也应该算不够朋友。但是我如果因此而向前来侦讯的韩公安指证说是朱老弟写的，就必将给他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根据朱老弟那莽撞的性格，在知道了是我把这件事捅穿的以后，弄不好我就会变成那位有作风问题的组织部的张部长。也有可能由我和朱老弟联袂演出一台窝里斗或者叫狗咬狗的闹剧，笑到最后的肯定不会是我和他。
第二天，我便用我不知道这四个字回复了韩公安，这件无头公案也就似乎不了了之，事后朱老弟曾两次问过我有关细节我都推说我也搞不清楚。但老实说，这件事也影响了我和朱老弟的友谊纯度，最少在我知心朋友的排行榜上，朱老弟的名字向后移了很多位。似乎是筑路二支队患了一种搬迁病，成昆铁路修了一年以后，又遭遇了内昆铁路相同的下场，同样是半途而废，我们又搬迁到旺苍县，去修广元到旺苍的一条铁路支线。离开凉山前，筑路二支队进行了一次人员大调整，凡属肖大哥之类的老弱病残份子，一律调往一个名叫会东铅锌矿的劳改企业，到那里去“安度晚年”。我和朱老弟之类的年轻力壮份子，则打烂原来的建制，和一些没判管制的份子编成一个一〇八中队。转眼进入了1961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劳教了三年多，只是当年的劳教没有时限规定，有点和无期徒刑沾亲带故的味道。全队二百多人，仅仅只有一个偷摸扒骗的坏份子解除了劳教，此人就不再和我们一起抬石头挖泥巴，而是专门替监管公安们理发修面，使众公安的形象更加光辉灿烂。他担负的另一项任务，便是协助监管公安和劳教份子作斗争，特别在捆绑吊打方面，他从不吝啬他的体力。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实践体验，又加上“无期徒刑”的不言自明，人们刚刚投入劳教时的那一份真诚悔改变成了面对严峻现实的一种反思。此外从边远山区迁到内地以后，不断有家属前来探视，他们带来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为饿死人的“鼓与呼”，最后挨整遭贬的“新闻”，它对我最大的启示是使我对英明伟大这个颂扬词汇产生了歧义。
我们的工地在旺苍县快活场，住地则在一个名叫候家扁的农民群居点里，那里有一条小河，不论出工和收工我们都得通过河上的一座便桥才能来往。那一天，一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便桥被冲垮了，吃晚饭的时候，有人从河对面喊话说朱老弟的爱人来了，但她过不了河。朱老弟高兴万分，涉水过去，把她那位美人抱过河来，对力大无比的朱老弟而言，这当然也不算力不从心的事，按理说应该背过来而不应该抱，但他却偏偏要抱，其中则另有缘由。
那时“自然灾害”刚刚离去，但余威尚存，吃仍然是人们魂牵梦绕的一个单词。队部照例为周美人单独安排了房间，让他们夫妻得以团聚。第二天朱老弟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周美人用她那一口顽固不化的土腔土调对我表示欢迎，并说：“小朱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希望你多多帮助他。”她从家乡带来了许多黄豆面，便用小碗掺上开水弄了一碗干糊糊给我，有甜味显然放了些糖或者糖精，此时我发现她早已大腹便便身怀六甲，也难怪朱老弟不便背她过河只得抱她过河了。按照我当年血气方刚的想法，肚子里怀的肯定是个“杂种”，因为朱老弟这三年和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他决没有机会为周美人播下一个正宗的后代。
应当承认，周美人确实名不虚传，如果不是怀身大肚，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修长的眉毛，红润的嘴唇，高挑的身材，一定窈窕可人，也必会引来若干男士的“注目礼”。按常理朱老弟有这样一位佳人相依为命，应该是美满幸福的，谁知那可怕的祸不单行四个字却在他身上应验，戴上一顶管制右派劳教份子的帽子以后，又紧随其后添加了一顶绿帽子，而且这帽子也右派帽子一样，是一顶一旦戴上，便终生都摘不掉的帽子，这等于是加倍的痛苦和双重的烦恼。
事后，朱老弟曾以变通的方式向我解释说，他当右派后，周美人也受到影响，由县妇联调到一个区上当妇女干事，该区区长是一个有妇之夫，竟然乘虚而入，诱奸了周美人而使她大腹便便，她这次来就是和朱老弟商谈这个尴尬问题的。我当年的血气方刚再次发作，对他说：“这种丢人现眼的女人要她干什么？”朱老弟却以宽宏大量的口气回答我说：“昨晚上她伏在我肩上哭了一个通宵……”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在心中暗想，这朱老弟简直不像个男子汉。
因此，在我头脑间刻就的众朋友的排行榜名单上，朱老弟的名次继续下滑。乃至于一个月后，我逃出劳教队，行动之前，有关我将逃跑的事早已沸沸扬扬，可以说队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份子”都知道，却没有告诉朱老弟，可见我几乎把他列为不可继续相交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