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底的一天，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梅建明的父亲，是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梅龚彬，“文革”开始时即受批判。参会的人包括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朱成昭以及叶剑英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向真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总结出了后来震慑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的观点。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他们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激化，最后被打成“朱叶反党集团”。
三进地质部
1966年6月1日，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北京地质学院（简称“地院”）大一学生梅建明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实习。他们接到通知，立刻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8月8日，地院成立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因为不限出身，声势很快壮大，以致后来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东方红”联络站。总司令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其他核心人员包括勘探系五年级的蒋良朴、探工专业五年级的王大宾等人。
为了让工作组退还整右派学生的“黑材料”，8月23日，“东方红”一千多人从海淀区的地院步行15公里，来到西四的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师生作检讨。因为地质部拒绝交出邹家尤，9月5日，“东方红”再次冲进地质部。
梅建明在这次行动中有立功表现。朱成昭问谁有办法找到地质部副部长们的住址和电话，他想办法从家里偷出了父亲的秘密电话本，得到朱的赞赏，后被提拔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
“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此时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她常常往返于钓鱼台和“东方红”，也很支持“东方红”。
身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梅建明带了一支特殊的“战斗队”进驻地质部，任务是跑“东方红”驻各单位院校的联络站，搜集动态，并在地质部进行宣传，形成对部党委的政治攻势。国家计委特地拨了一批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给他们，表示支援。作为站长，梅建明能参加地质部的党委会，听取老干部们的思想检查。
10月18日，“东方红”第三次冲进地质部，并在地质部召开“揭发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日深夜，把何长工带到地院。
“何长工在‘文革’初期不支持红卫兵小将，他已经作检讨。但‘中央文革’要继续批斗他，找些事情强加在他头上，逼他认罪，我很反感。”梅建明说。
梅建明对老干部有种复杂的感情。他们中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开国功臣。他觉得，他们工作中是有错误，但不至于发动一场运动来斗争他们吧？他开始有点动摇了。
被彭德怀征服了
1966年11月10日，梅建明带着联络站的一个小分队离京串联，12月回北京时，朱成昭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成昭见面就问梅建明：“你对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法？”梅建明说：“老干部已经检讨得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得差不多了，不该再没完没了地整下去了。”朱成昭想了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以后，跟‘中央文革’谈一次。”
正在这时，朱成昭接到“中央文革”的命令：把彭德怀从西南抓回北京。他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头头，名头响亮，深受“中央文革”器重。
时任“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后做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回忆：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
阎长贵与李讷同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年纪相仿，走得很近。他从李讷处对朱成昭早有耳闻。李讷很赞赏朱，认为他有思想，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
“‘中央文革’将抓彭回京这个任务交给朱成昭，也足见对他的信任。”在位于沙滩北街的寓所，阎长贵回忆。
当天下午，阎长贵在“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交代了这项紧迫又特殊的政治任务。朱即刻派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人赶赴成都。
在成都与彭德怀详谈之后，王大宾觉得1959年对彭的批判是错误的，彭是支持“文革”的，遂电话向朱成昭汇报，朱同意派人向“中央文革”汇报后再做决定。
听完汇报之后，戚本禹很恼怒，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遂派“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再赴成都抓彭。
朱成昭心有不甘，派出“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赶赴成都。因是秘密行动，为掩人耳目，“东方红”内部称之为“揪聂克行动”（聂克是地院党委副书记）。梅建明的任务是从地质部调出部长们的小车，随时待命。
“东方红”在成都设有联络站，仗着人多，反应灵活，胡乐成、王大宾等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到彭德怀，将其护送上火车，又与他一路恳谈。
12月27日，列车开到北京西直门车站，梅建明调来的小车将彭德怀接回了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我们想跟彭聊聊天，可他可能是太累了，不愿意说。”梅建明回忆。
朱成昭安排彭德怀住下，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份万言书，都认为言辞恳切，戳中要害。
三四个小时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地院接走了彭德怀。
“彭德怀被接走后，我们开始看清‘中央文革’的意图。我恍然大悟，彻底明白了，原来‘中央文革’是要把一帮元老搞下去。”梅建明说。
秘密会议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开始大规模抓捕“联动”分子。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梅建明认识的，他觉得，“中央文革”不该这样把他们往死里整。
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和康生在会上公开点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名，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1月23日，陈伯达手书一封意在警告朱成昭的亲笔信，让“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拿去单独念给他听。王广宇记得，其中一句大意是：要是继续往下走，就掉到茅屎坑里，成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广宇回忆，朱成昭听完信后很冷静。他问：“伯达同志的这封信要不要向总部人员传达？”王广宇回答：“他没说向别人传达，传达不传达，怎么传达，由你决定。”最后，朱成昭向总部人员传达了这封信，等于公开了“中央文革”和他的矛盾。这让王广宇觉得，他还是“挺磊落”的一个人。
几天之后，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人包括朱成昭、王大宾、蒋良朴、杜金山和梅建明这几位“东方红”的核心人员，还有叶向真和她的朋友张九九。
“文革”开始后，叶向真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于1966年9、10月间来地院找朱成昭，请求援助。两人政治观点非常一致，也很谈得来，不久陷入恋爱中。
会上，大家交流了对“文革”的看法。
梅建明认为，运动扩大化了，不像群众运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马上说，这像不像运动群众？于是定下一条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
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
“当时我们就认为，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梅建明说。
讨论后，大家的意见被归纳成八条。第一，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大串联搞早了。第二，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第三，关于揪与保的问题上，认为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第四，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认为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第五，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认为抓人太多。第六，关于坐牢问题，都认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第七，聂元梓问题。第八，关于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
2月3日，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决定，请“中央文革”派人来先内部沟通，不行就贴大字报。会后，朱成昭回到地院，给“中央文革”打了电话。“中央文革”很快派了人来。对方听了他们的八大观点，斥为“一派胡言，纯属反动言论”。
此后，“中央文革”责令朱成昭闭门思过。他被关在西三楼三层的一个小房间，不许与外界接触。梅建明是精神上思过，但不限制行动自由。
第二天，2月4日，“东方红”三千人聚在地院大饭厅，听朱成昭作检讨。大礼堂外面也挤满了人。口才很好的朱成昭趁机亮出八大观点，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他讲的时候，全场都安静地听。
“散会后，很多人碰见我说，讲得太好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梅建明回忆。会后，有人根据记录写成大字报贴出来，流传很广。
“朱叶反党集团”
朱成昭受批判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阎长贵几次去见“东方红”的二把手王大宾。当时，王大宾因腿部有病，正在住院。“‘东方红’在全国影响很大。我当时觉得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我去医院劝王大宾，你应该挑起来这个担子。”阎长贵说。王大宾成为一把手后，改组了“东方红”总部。
梅建明听到风声，“中央文革”要继续“肃清朱成昭余毒”，于1967年7月南下广州。广州“东方红”联络站的人仍然认朱成昭的牌子，视梅建明为总部派来的人，任他调遣。梅建明向朱汇报广州的情况之后，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想法。
7月10日，朱成昭、梅建明、张华清和张华府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杭州，一路走走玩玩，南下广州。为避免目标过大，叶向真和蒋良朴已先走。
他们刚离开北京，戚本禹就得到了报告。他立刻报告“中央文革”，说朱成昭、叶向真等人携带地质部的机密文件，企图叛国外逃。周恩来立刻给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和广州警备区都打了招呼，要他们一旦发现这几个人即刻请回北京。广州警备司令部立刻派出侦察人员，守在火车站口，守株待兔。
所幸的是，朱成昭、梅建明五人在前一站下了火车。到广州后，他们联系上叶向真和蒋良朴。一行人去广州西樵山、佛山玩了两天，打算回广州落脚到张华府的姑姑家，但刚到不到半小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到了。张华府的姑父和姑姑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早就被打了招呼。
据梅建明所知，抓叶向真时，“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当时处境困难的叶帅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6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几个人被很客气地逮起来，送到从化疗养院，好吃好喝地款待，等待中央来人带他们回北京。梅建明觉得，一来这跟周恩来“请他们回北京”的指示有关，二来是因为叶家在当地的影响力。
过了一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北京赶来，与朱成昭、叶向真单独谈话。朱、叶二人一口咬定，来广州只是为躲避“中央文革”的批斗，出来散心。于桑将二人带回了北京。
蒋良朴三人由广州警备司令部送回北京。梅建明由哥哥梅向明接回京。彼时，其父梅龚彬已被逮捕，以“特务”之名关进了秦城监狱。
1967年11月初，正在外地串联的梅建明接到电话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一回校，他就被看押起来。朱成昭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宣布，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朱成昭专案组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让梅建明交代的问题有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叛逃国外；冲击中南海，谋害毛泽东。
第三条事出有因。大约在1967年8月，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等人在颐和园开会。有人提出，直接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跟他谈“中央文革”的问题。若他不知道“中央文革”的行径，就提醒他；如果他知道并支持，不如动员老帅们起来废掉江青。但这次会梅建明因事并未参加，只是会后听他们谈起过。他只坦白承认第一条，让专案组的人非常恼怒。
1968年3月17日，梅建明被北京卫戍区带走，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走时，他听到校广播站的广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8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叶向真、蒋良朴等人一起，也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1969年2月，梅建明被转移到半步桥监狱。6月，又被转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从1968年9月到1972年9月的四年间，这里设有三期“干部子女学习班”。据研究者称，这个学习班前后关押过65名高干子女，其中副总理级以上的干部的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叶选平，陆定一之子陆德，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锐等人。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婿邹家华等13人。
三个月后，地院派人到少管所来接梅建明，称其问题已查清，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学校监督改造。离开少管所时，因顶撞过队长，少管所对他作的结论是：学习态度不端正，顽固，拒不认罪。
1970年，梅建明大学毕业，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到湖北丹江五七地质队劳动改造，后在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分校教矿相课，每月只能拿到20元的生活费。
“文革”结束后，1976年，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高元贵复任院长，了解了“朱叶反党集团”情况后，决定给梅建明等这些在校劳改的人恢复工资。
1980年，在陈云的帮助下，梅龚彬获得平反。1981年，梅建明经过一番周折，调回了北京，在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部（当时改名武汉地质学院）工作。
叶向真后来被关进功德林监狱，再到半步桥监狱，最后转入秦城监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剑英重新出来主持军委工作。叶向真从秦城监狱出狱。由于与世隔离太久，她几乎不会讲话了。1972年，她改名江峰，在北京医学院学习，并留下做了外科医生，与朱成昭、梅建明等人几乎断了联系。1978年，她又改名凌孜（又名凌子），回归文艺界，执导了电影《原野》，一举成名。
1975年，朱成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湖北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回学校等候处理。1980年，获得平反。1985年，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代初，他下海自办建筑公司，生意一度做到很大，但后来破产，壮年病逝。朱成昭去世后，学校破例贴出了讣告。当年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一起，在北京昌平的殡仪馆，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第688期，2014年12月15日，系杨敏采访梅建明的整理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