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法）伏尔泰
从后遗症谈起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两件事对我影响极大，一件事是1959年开始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另一件便是反右运动后长达二十三年的劳教劳改。近几年来，我发现许多“非官方文稿”，在提到这自然灾害四个字的时候，不是加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引号，就是在四个字的前面添上令人深思的“所谓的”三个字。作为亲身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过来人，当然也是那场所谓灾害的受害者，我可以作证说，那年代对自然灾害这四个字的定位情况，决不是简单的几个字和个把标点符号的问题，而是在自然灾害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了四个振聋发聩的定语，它们便是“特大的、严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续三年的”这样四组令人叹服的形容词，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报纸口径统一规范，就像今天中共中央对三个代表或四项基本原则的字正腔圆一样。
当时的我已经是一个“不准乱说乱动”的右派劳教份子，我除了具有全国五十多万右派曾经“乱说乱动”过的共性之外，还有一种喜欢咬文嚼字的恶习，劳教队也并不十分强调改造这方面的恶习。我便偷偷地想从丰富的汉语词汇中，再找出一组形容词来进一步强调该“自然灾害”的深度和广度，绞尽脑汁的结果发现，我找出的词组不是早已被这四个定语涵盖，就是肤浅抽象缺乏说服力，从此我认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绝对是一个业务上过得硬的单位。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芸芸众生，许多人对饥饿、对贫困、对物资匮乏都缺乏想象力，我也不打算在这篇令人遗憾的文章里去追述那些使人尴尬的往事。我想说的只是由于我的特殊经历给我留下的后遗症及愈后情况。第一种病态表现我称它为“自然灾害后遗症”，这种病在我刚刚平反出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显得特别严重，其主要症状是凡是在“自然灾害”年代紧缺的物资（除定量供应的粮油以外），如肥皂、火柴、蜡烛、打火石等日用必需品我便尽力购买囤积，以防再次遭遇“自然灾害”时再度“遇害”。
我在1981年买过二十包蜡烛，密藏在家内一高阁中，经过若干酷夏的煎熬，这些蜡烛或变形扭曲，或粘连成团，变成一堆不能点燃的废物；1983年，我买了两整箱芙蓉牌肥皂，后来有了洗衣机，这些被近二十个春夏秋冬的蒸发干燥，变成了压缩饼干似的铁实皂块，只是在搓洗衣领袖口时用一点点，估计我的子孙后代们在二十二世纪以前都不会缺肥皂用。其它如火柴食盐打火石，当年在“后遗症”主使下省吃俭用买下的批量“抗灾物资”，今天白送出去都没人领情。这些事例除了充分证明我这个“资深劳改犯”的鼠目寸光以外，也同时证明了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不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对所有经历者都留下一定的创伤。有人说“时间是治疗创伤的良药”，看来颇有道理，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眼花缭乱琳琅满目，我的这种“自然灾害后遗症”可以说基本康复，愈后良好。
我患的另一种后遗症就是至今还困扰着我的“劳改后遗症”，“自然灾害”只害了我三年，劳改改了我二十三年，所以留下的后遗症就特别严重。这种病在我身上有两类症状，一类我称它为“深夜型”；另一类是“白昼型”。深夜型后遗症的症状主要是做恶梦，那些荒诞无稽却又大同小异的恶梦不外乎两种，可分为恐怖类和忧郁类，恐怖类是多次梦见被枪毙，吓得我惊恐万状大汗淋漓；忧郁类总梦见自己在劳改队服刑，刑期满了监管狱吏又不通知我，我只好向他报告，而每次报告得到的答复都是同样一句话：“我们查一查”。似乎查了好几年，我在梦里也似乎着急了好多年，而且在梦里也知道监规规定不准乱说乱动，我又不敢找当权者大吵大闹，苦闷忧郁难以言表。我一直担心，这种热锅上的蚂蚁常做的梦做得太多时，会不会导致我在梦里发疯？
老实说，我对这种深夜型劳改后遗症并不十分害怕，它既不会造成社会影响，也不会危及人际关系，充其量惊醒了老婆被她骂上几句，用我在劳改队训练有素的抗贬型（类似某些昆虫的抗药性）耳朵对付即可。而那种白昼型的“劳改后遗症”就太可怕了。它的病状主要反映在对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字，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
例如若干年前令我五体投地的美国女歌星卡本特，因患厌食症而去世，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崇拜，我崇拜她动人的歌声，也崇拜她的厌食症。因为从“自然灾害”开始到1980年平反出狱，这意味着我曾经被饥饿带来的痛苦折磨了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仁慈的上帝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赐福给我，让我患上对食物见而生厌的厌食症，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我就丝毫感受不到饥饿带来的痛苦，在全国人民为粮食定量标准不断下降而愁眉苦脸的时候，我却因为它适应了我厌食的需要而欢呼雀跃兴高采烈，请不要责怪我在幸灾乐祸，因为粮食标准的下降不是我造成的，责任应由“自然灾害”来承担。这些当然是过去的事情，今天提及是因为它和我的“白昼型忧郁类劳改后遗症”有一定的关联。
例如在丰衣足食的今天，我以家长的权威宣称自己是家用潲水桶，全家人的残汤剩水一律不准倒入垃圾桶，只准倒在我的碗里，由我含笑吞服。凡有人违规倒入垃圾桶，我便指着他的鼻子吼道：“你知道老子在劳改队吃的是些什么吗？”晚辈们只有低头含泪。这种事发生在家里，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美德倒也不会丢人现眼，在公众场合就会出现尴尬。遗憾的却是因我这种“白昼型忧郁类劳改后遗症”引发的尴尬层出不穷。顺手拈来昨晚发生的一例：
公元2002年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市惜字宫街的晨明茶楼，由著名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改正右派孙静轩作东，当然请的都是几位有头衔的老朋友，我这个白丁朋友也叨陪末座。几圈小麻将打罢就喊吃饭，我和孙诗人都因年老牙衰，难以忍受鸡鸭鱼肉的折磨。他只要了三两水饺，我只要了三两抄手，我很快吃完了我这一份，孙诗人可能牌运不好，心态欠佳影响了食欲，竟剩下了饺子六个。我哪管这里是什么高档茶楼，哪管周围的什么“头衔”，只顾发挥我的潲水桶功能，拿将过来，含笑吞服，引起在场人士包括服务人员的侧目而视。那年轻服务员幸好一言未发，她只要口吐半句无礼之言，我肯定会吼出那句著名口头禅：“你知道本老头在劳改队吃些什么吗”？
使我异常忧虑的是，按理说我已出狱二十多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的物质生活已发生良性变化，而我这种“白昼型忧郁类劳改后遗症”不仅没有好转，相反有日趋严重之态势，其突出表现是我对美食家的敌视，甚至认为他们最适于领教冤假错案，说白了，就是想让他们到劳改队去“美食”一番。从今天的情势看来，我这个“嫁祸于人”的愿望似乎很难实现了。可我并不甘心，暗自酝酿了这一篇文章。据我所知，一般美食家由于专业局限，对吃吃喝喝以外的文字不怎么感兴趣，便决定用《难以忘怀的吃吃喝喝》为题，更辅以《供各式美食家参考的史料》为副题来引诱美食家们的眼球，让他们用视觉器官去品尝劳改队的“美味佳肴”。
不过，在提供这些史料之前，我曾经踟蹰再三，因为我手头正有一本四川省雷马屏农场1977年印发的《劳改犯人守则》，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的规定”“特制定本守则”，共计七章四十二条，其中第六章“接见通讯”第三十九条原文如下：“接见家属时，可以谈有关个人改造情况，但不准涉及劳改队的机密……”，第四十条又规定“私人发出信件严禁述及劳改队内部情况，……”，而我这篇回忆文章中涉及的全是我在雷马屏农场劳改十四年中的吃吃喝喝的事情，它是否“涉及劳改队的机密”我毫无把握，但属于“劳改队内部情况”则确定无疑。虽然今天的我早已是退休多年的“死老头”（这是我妻子对我的爱称），但我毕竟过去因“误会”而长时期“参与了劳改实践”（请为这个聪明词语鼓掌一次），曾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资深劳改犯”，也像其他老犯一样，对监规纪律的恐惧已进入“恶习不改”的境界，凡事都得用监规纪律加以衡量，因此动笔之前，必须首先明确界定所写文字中，哪些是少说为佳的“劳改队的机密”，哪些是不宜外泄的“劳改队内部情况”，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反而迟迟难以下笔。后来经过我长期思考后认定，如果吃吃喝喝都成了“机密”或者“内部情况”，那岂不会闹成屙屎撒尿也成为机密和内部情况的大笑话，因此我才放下了包袱，敞开思想地畅所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