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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儿进牛棚之后

1968年5月,老伴儿进了“牛棚”,这一下可苦了我。我刚做过肺切除手术不久,由于营养较差,身体一直很弱。大儿子欣欣不满七周岁,二儿子巍巍不满四周岁,都在幼儿园全托,每星期接回家一次。老伴儿在家时,自行车都是他帮我搬到三楼,每周还能替我到幼儿园接送孩子,买煤买粮往楼上扛。现在,这些活儿都得我自己干。往楼上运煤,尤其使我发愁。

老伴儿住牛棚期间还惦念着家里的事儿,知道我的身体不好,去煤厂给家里买了一车过冬用的煤球。望着这一大堆煤球,我心想,看来也得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搬完这座山了。平时学习老三篇,这回可真的要活学活用了。我用洗脸盆一盆一盆地往楼上端,刚端了几盆,就心跳得厉害,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不知休息了多少次,整整干一个下午才把这堆煤运完。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才能算完,老伴儿何时才能回来,想着想着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老伴儿每月50元工资除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其余都叫别人捎给我。除了给妈妈寄去10元外,我一分都不敢动,全部存入储蓄所。听小道消息说,被揪出来的人员以后就不发工资了,只发给本人伙食费,我思想上要做最坏的准备。我每月工资只有41元,除去两个孩子每月托儿费24元外,剩下的17元,除去水电房费、购粮、煤外,就所剩无几了。尽管我的身体需要加强营养,可是惟恐老伴儿停发工资造成经济危机,所以平时我一人在家,除了白菜就是萝卜,一天三顿窝头(那时国家供给的粮食指标百分之七十是粗粮),省下的鸡蛋票、肉票、糖票都留在周末,等把孩子接回来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最多买一斤鸡蛋,二三两猪肉,再买上点儿饼干,几块水果糖,星期日这一天就算过去了。星期一把孩子送走,剩下我一个人又开始凑合。

我们单位的牛棚里有一个被迫自杀的,姓何。何某被揪出前,贴了工会常某一张大字报,揭发后者有一天晚上与一个女人在河边行苟且之事。后何某因历史问题被揪出,常某借机报复,在批斗会上经常对何拳打脚踢。又发现何某日记里有一首诗,写他与妻子的私事:“香腮颐,酥胸露,摸嫩体,哪有够。解罗裙,半推就,劝君慢动手,且把灯吹就。”造反派将此诗用大字报抄下来,贴到何某的原单位城建局。因这首写自己夫妻私生活的诗,何某挨了多少打骂,受了多少苦楚。实在受不了折磨,何某下狠心,把一根大铁钉钉进了自己的耳朵。何某就这样死了。又过几天,城建局副局长于某也自杀了,是把一根大铁钉子钉进了自己的心脏。群众对何某和于某的死有怀疑。他们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二人一个在城建局,一个在市政公司,却都用铁钉自杀?

有一个王某,20多岁,忘了哪个单位的,因骂江青被揪出。带到我们单位游斗那天,五花大绑,大牌子挂在后面,牌子用一根铁丝栓着,铁丝勒在两片嘴唇之间,嘴角被铁丝勒得淌血,目的是怕他喊反动口号。王某被折磨得半死,最后执行枪决。

有一次在工人剧院门前召开公判大会,有一位七十多岁的缠足老太太,严重耳聋。她家门口墙上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毛主席语录。有一天老太太家的炉火灭了,没有木柴生火,就把这块语录牌用菜刀劈了生火用。邻居平时与她有点儿矛盾,举报了她。公判会上,老太太被判处死刑。造反派揪着背后插着白标的老太太上了汽车。老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一点儿恐慌害怕的样子。造反派推拉着,她不慌不忙,迈着那双缠足的小脚,一步一步走向汽车,拉到市外西郊鸡毛山执行了枪决。像这样屈死的一般老百姓,全国不知道有多少!这些平民百姓的生命简直不如一只蚂蚁!

这期间,我落下一个毛病。一听到大喇叭里传出把某某揪出来的喝喊声,一看到把某某揪到台上的场景,我都感到仿佛心脏马上就跳出心口,喉咙立刻堵上一个大疙瘩,精神极度紧张,心里马上联想到,此时此刻老伴儿是否也在批斗会?是否也正挨造反派的训斥和鞭打?老伴儿被揪出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巍巍所在的幼儿园,小朋友都不愿和巍巍玩了。那天送巍巍到幼儿园,我找他们的阿姨说:“巍巍爸爸是站错了队,可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你们对小朋友们说这事,挑拨孩子的关系,搞得都不跟巍巍玩,你们做老师的,这样做合适吗?他是个吃屎的孩子,不懂事,难道你们也不懂事吗?”我因身体很弱,气得头不由自主地摆动,手也发颤。那几个阿姨互相使眼色,一个个都溜走了,没和我顶一句嘴。

这时,全国各地大小城市掀起修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的热潮。邯郸市的毛思馆设在中华大街,由全市各单位抽出的工人干部义务劳动建成。中间是主馆,两边是副馆,前面是一片广场。建馆期间,工人三班倒,工地上灯光亮如白昼,大喇叭不知安了多少,整天整夜播放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时值盛夏,周围居民一天到晚无法休息,也不敢抱怨一句。反对修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那罪名大了!

受老伴儿牵连,我由财务科出纳员贬到收发室搞收发。那年我28岁,参加工作12年来,还没经过大的政治运动。后经观察,周围厂矿企业的情况,都是如此:一家只要有一人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其余家庭成员都不得安宁。4岁的巍巍在幼儿园不也因爸爸站错了队,受小朋友们的孤立吗?想来想去,谁都不怨,就怨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从中央到地方,多少老干部和无辜老百姓受到迫害和诽谤,何况我这个小小的普通干部。反正就这么着了,爱咋的咋的,我豁出去了。如果总想不开,病倒了,我的两个孩子谁来照顾?

从此,每天上班,我先到院子里看大字报。那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我的大字报,说我老伴儿是三青团小分队长,让我管收发工作不可靠;还说麦收时我没参加劳动,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小姐。一开始看到这些大字报,真有点儿接受不了,时间一长也习以为常了。无所谓,任由他们瞎说八道去吧,我都当作耳旁风。

1968年9月1日,欣欣已够上学的年龄了,想就近在中轴路小学(现展览路小学)上学。此时学生起来造老师的反,不少老师被揪斗。邯郸三中揪斗老师最厉害,把挂牌子的铁丝挂在嘴上,被勒得顺嘴角流血,红卫兵一边走一边用木棍打。听说其中有一位20多岁的女教师,因为两根大辫子过膝长,特别好看,招人喜欢,就把她揪了出来,不但剪去辫子,还给她剃个大光头。

上了学的欣欣在学校也受孤立,经常被欺负,哭着回家。有一次,那些孩子竟把欣欣的棉帽子抢下来扣在狗屎上。我听了这些,心里很窝火,但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叮嘱孩子不要理他们。这一切都不管用,最后发展到每天晚上吃晚饭时,几个孩子站在对面楼阳台上,往我家玻璃窗上打弹弓。一共12块玻璃,打碎了7块。幸亏是南边的窗户,如果是北边的窗子,这大冬天的,西北风可着口灌,我们娘儿俩可就受罪了。那些日子,几乎每天的晚饭我们都是生着气吃的。没办法,只好关上门,叫他们随便打吧,只要不伤着人就好。

我天天盼老伴儿早一天解放出来,从五一盼到十一,从十一盼到元旦,又从元旦盼到春节,好不容易盼到有解放回家的消息了,我没告诉孩子,只是暗自积极准备过春节的年货。到了年根底下,我公司的女汽车司机赵某告诉我,春节前还是不放这些住牛棚的人回家。我心里骂这些混蛋狗日的简直不是人,只顾自己高高兴兴过节,不顾我们这样的家庭度日如年。老伴儿春节前是回不来了,我想,做几样好吃的送去总可以吧!大年三十那天,我一放假(共放4天假,正月初五开始上班)就开始准备年饭,一直忙到深夜12点多。第二天大年初一,我把准备好的饺子、炸元宵、红烧肉、炸丸子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里,用网兜提着,和欣欣一起去给老伴儿送年饭。因路远,把巍巍锁在家里看家。天下着小雪,娘儿俩坐公共汽车到了郊外干河沟站。下车后,从远处望着老伴儿的单位,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我尽力克制内心的悲伤,想来想去,还是让欣欣一人背着东西送去为好。

在路边等了老半天,才看见欣欣从那大门里走出来,身后还背着那个纸盒子。欣欣告诉我:“爸爸打开纸盒子,看了里面的东西,说他那儿没有炉火,不能吃这些凉的东西,拿回家留你们吃吧。爸爸还给您写了一张字条。”我接过字条,见上写着:“你们给我送来好吃的东西,我感到欣慰,但这里不准家属送吃的东西,还是带回家留你们吃吧。我这一切均好,不要挂念。”我连看三遍,头上像泼了一盆凉水。心想,难道我老伴儿的罪过,比那些入狱的犯人还严重吗?每周犯人的家属还可以给犯人送吃的东西,狱里都让接受,为什么我送的东西不让接受呢?难道不让老伴儿与家里人有任何联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老伴儿怎么样?娘儿俩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一回到家,两个孩子就出去玩了。唉!这两个吃屎的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能分担我一点忧愁啊!自文革至今,我与亲戚几乎中断了书信往来(除了给我母亲每月寄钱外)。不敢写,怕招来大祸,也怕老伴儿住牛棚连累别人。当时我家的这种情况,所有的亲戚都不知道。两个孩子小,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回来。我只能独自把苦水、泪水往肚里咽。这次送饭回来的路上,我的泪水总想往外涌,觉着泪水、苦水已装满了我的胸膛,再也容纳不下了。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出来。好不容易到了家,把门一关,趁孩子们不在,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心里觉得舒服多了。

大年初一,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我一人。有生以来,从不曾有过如此冷清的春节。外面连一个炮竹的响声都没有,也听不到互相拜年、走亲访友的祝福声和欢笑声。整个家属院一片死寂,有不少家庭和我一样,无法过一个团圆欢乐的春节!我们这个单元,9户人家有6户有人住牛棚。以这个比例计算,全国该有多少个这样不幸的家庭啊!1969年春节,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最难忘的一个春节,没有团圆,没有欢乐,只有泪水和悲伤陪伴着我,终生难忘。

正月十几,老伴儿终于被解放回家了。他先在外面洗了澡,理了发,还买了半斤牛奶糖,算是给老伴儿和孩子们的见面礼吧!这半斤牛奶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甜蜜、欢乐和团圆,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一种安慰和弥补。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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