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时代》周刊报道香港周日的六四游行时说，有关活动看起来就像“提前纪念香港即将失去的自治权”。这是恰当形容，但要补充一句：许多不愿意束手就擒的香港人，正要凭有关活动力挽狂澜、捍卫和守护未完全失去的自主权。
在无可奈何地被英国把几百万市民交给一个共产政权的前景下，大部份香港人基于自救心态，在1989年支援中国民主运动而把自己绑上“爱国”的战车。在北京屠城后仍然坚持“爱国民主运动”，是寄望“一国”实现民主，俾能维护97后的文明。“爱国”不“爱党”是香港人在无法扭转命运之下被迫出来的意识形态。
像我这样经历过抗战的老一辈人，在目睹中共倒行逆施后觉醒，曾经非常认同1981年儒学大师徐复观的这段谈话：“共产党最基本的问题是：你要爱国首先要爱我共产党，你不爱我共产党就是反革命，就不能算爱国。那我现在问你，你做得一塌糊涂，我并不爱你共产党，我只爱国家，这样算不算爱国？所以说，一定要把国家放在党之上，党有功有过，国无功无过，一切的罪恶不能说是国家的罪恶，一切的错误不能说是国家的错误。不论国家怎么样，我爱国是问心无愧的。国家越困穷我越爱。现在你把党放在国家之上，先爱我，你才算爱国，我爱你爱哪一点呢？”
徐老和我，都在不同境况不同程度下产生过“国家越困穷我越爱”的感情。但中共建政近70年，把党放在国家之上的统治观念，不单一以贯之，而且变本加厉。习近平在今年五四的讲话中，更直统统地宣称“新时代”的“爱国”定义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党已经骑劫了国，垄断了对“国”的解释权。在党国不分的情况下，党的罪恶和错误也等同国家的罪恶和错误。今天讲“爱国”就是要在党的一元化乃至一人化领导下，否定自己的独立思考，否定自己的自主人格，跟从一个小学程度、读稿有许多白字的人，听他话，跟他走。
不妨问问林郑和其他跟党走的人，你赞成习近平在香港提出的“三权合作”吗？若赞同，还讲什么送中条例下的香港司法独立呢？
“爱”是一种感情，感情需自然产生，不能强迫，也不能靠恐吓。但《国歌法》的制订就是将“爱国”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修订《逃犯条例》更是以恐怖手段迫使香港人放弃自我，从此“听党话，跟党走”。不仅如德媒所说，“香港即将失去自治权”，而且香港所有市民都将失去对生命的自主权。
今天中共国提出的“爱国”，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都不认同。她在2013年回应支联会提出的“爱国爱民”口号时，指出爱国的概念已经变味了，政权把爱国变成爱党，她说：“提出这个口号，这么愚蠢！”
法国印象派大师高更在1897年的一幅以人的出生、长大、死亡为题材的画作中，以三句问话作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歌手何韵诗周一获邀在挪威出席奥斯陆人权论坛并发表演说时表示，占领运动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我们是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和她一样，在占领运动时，或此前或此后认清自己身份。今年六四，在“提前纪念香港即将失去自治权”的活动中，由送中条例推动，香港会有更多人摆脱中国人的“爱国”羁绊，明确“我们是香港人”的身份，争取自主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