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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英年早逝的德先生

中国近百年历史最大的惨案是什么?是国共内战、日本侵华,还是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不。最大的惨案是德先生英年早逝,它从1919年面世,到1949年被爱国爱党的毒药毒死,年仅30,并因此引发大跃进、文革等惨绝人寰的悲剧,并因此摧毁香港民主普选之路,并因此让中国新一代青年步入“听党话、跟党走”的帝制阴影。

行反右文革之恶 戴德先生面具

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但迟至1919年才正式在中国面世。当年1月15日,《新青年》杂志创办人陈独秀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文章,指杂志备受非难“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他既感慨“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又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后来成为中共创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可能始料未及,国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但没有被他们引到光明世界,反而被他创立的党用作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工具,但在1949年建政后就把德先生关进全国政协的牢笼,用爱国爱党的药毒死了。此时,德先生只不过在中国面世30年,正当英年。

可悲的是,德先生在中国英年早逝,70年来还不断地受中共凌辱。从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名的反右派斗争到假人民专政之名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多少恶行都戴着德先生的面具。此前受德先生感召而支持中共建政的民主党派,在经历多番思想改造后,已彻底沦为中共的政治花瓶。尤令人不齿的是,哪怕是经历了1989年六四屠杀后,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已超越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打压,堪比国民党政府对民运的镇压,竟然还能腆颜宣称:“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国还是民主治理比较广泛而又有效的国家。”德先生如地下有灵,听到此言岂能不激到弹起?

窃领导五四之功 盗德先生之名

德先生在中国诞生早于五四运动,更早于中共,中共既要窃领导五四运动之功,又要盗德先生之名,于是制造了爱国爱党这味毒药,把五四运动定义为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且一代又一代加以提炼,到习近平手上时已能冠冕堂皇地杀人于无形。他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大会上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发扬五四运动精神就要“热爱伟大祖国,听党话、跟党走”。说白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一切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青年就要听习话、跟习走。

中共如此大费周章地营造新帝制舆论,还要盛赞五四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不是自相矛盾,而是脸皮厚过长城城墙,做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一如表面上为香港设立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目标,实际上扭尽六壬颠覆香港百年殖民建立的法治和自由;一如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大学在五四百年之际以铁板围起校内王国维纪念碑,只为了遮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碑文。

陈独秀当年说:“若因为拥护(德、赛)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哀哉,中共的首任总书记如能活到今日又不改拥护德先生之志,还有不辞断头流血之勇吗,还能力撑占中九子、双学三子吗?哀哉,英年早逝的德先生,何时能复活,引导中港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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