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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之间的尴尴尬尬(3)

路边的同学

我和朱老弟不在一个小组(班),甚至不在一个大组(分队),我们只是在下班后或工休天才有机会聚在一起。工休天照例有义务劳动,即每个劳教份子到一个指定的煤窑里去挑八十斤生活用煤回来,换取那顿午饭。每逢这个聚在一起的机会,我必定与朱老弟同行,这来回近三十华里路程,是我和朱老弟谈笑风生的旅途。我那时刚参加体力劳动不久,羊肠小道上的八十斤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而朱老弟从小练就了一身体力劳动的基本功,一百斤的重担对他来说也只是小菜一碟,他每次都多挑一些,只是快到队上时才背着众多耳目(以防“小圈子”、“小集团”之类的涉嫌),才从他的担子里匀出一些给我,使我能顺利地领到我那一份午饭。

管教公安动辄训斥说我们“好逸恶劳”,我认为这对朱老弟特别不公平,因为不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朱老弟的拿手好戏,那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似乎只有通过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成为新人,对此我也有保留意见。因为据我所知,当年我们崇拜的马克思并未参加过体力劳动,而且也并非出身工农家庭,他又是怎样改造好了的呢?如果他没有改造好,也就不可能创建一种我们那年头都傻乎乎地信奉着的学说,并努力用这个学说去改造整个世界,甚至改造全体人类。当然,这些观点都只能和朱老弟私下交换,因为我们知道劳教队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有一次,我们在运煤返回的途中,遇见一个放下担子在路旁休息的中年劳教份子,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反复用一条脏手绢在脸上抹汗,他戴着的一副断了一支“腿”的眼镜,断“腿”则用一根黑线挽上挂在一只耳朵上,这个有点创意的狼狈相似乎别有风味,我也就多看了一眼,随即挑着我的煤担继续前行。才数十米,又看见一个我认识的劳教份子在路旁休息,他叫罗相毅,贵州赤水县人,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到劳教队以后,他曾给他的老师、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写了一封信,而吴教授竟毫不顾及“敌我界限”四个字的杀伤力,亲笔给他写了回信,我对吴宓教授暗自五体投地之余,将此细节和罗相毅的名字一并刻入了脑际。他向我打招呼,待我和朱老弟回应了他的招呼,搁下了担子,他便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刚才看到那个戴烂眼镜的‘同学’没有?”我说:“看见了。”罗相毅说:“他就是董时光!!!”

1957年四川省被揪出的数万名右派份子中,我相信没有一个具有董时光那种坦荡,那份勇气,也没有能像他那样占据过《四川日报》那样多的版面。除了一位写了几首诗被毛主席点了一下因而被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的年轻诗人以外,真正具有最高知名度的应该是董时光。这位在美国取得学位、怀着一份爱国赤诚,谢绝了美国丰厚的物质享受,毅然于五十年代初返回大陆,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的爱国主义者,在鸣放中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刊载着他的大胆陈言,虽然话语中难免有偏激之词(例如他说,“你共产党有四百万军队,我董时光有正义感”就是一例),但总体来说他毕竟不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为目的的。当我和朱老弟单独挑担前进的途中,朱老弟悄声对我说:“共产党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个知名学者,我认为是一种失策”。

1965年我判刑后,在一次劳改犯转移工地的路途中,巧遇来自筑路二支队的“前同学”李壹,他因所谓书写反动纲领被判刑十五年,“升级”成为今天的“同犯”。并肩行军途中,这位毕业于哈尔滨军医学院搞X光专业的医生亲口对我说,在劳教队医院里“董时光死在我的肩头”,况当时距董时光去世才四年,记忆不应有误。

另有传言说,在“自然灾害”年代,董时光“病”死在一个名叫宁南铅锌矿的劳教队医院。

又据说1979年左右,中、美两国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曾经有过一段相互利用的蜜月期。其间有一位董时光的亲属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在一次美国政府访问北京时,这位美籍华人随团前来,他曾利用这个机会,私下里向有关部门请求,给他点方便以前往董时光的墓地祭奠一番。我的天!这位从未喝过中共狼奶的炎黄子孙哪里知道,在以阶级性斗掉了人性的专政机关里,一个敌人的死亡本质上是一次专政者的胜利,难道还有必要为这个敌人料理什么后事?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曾有过千千万万的劳教劳改场所,其周边重叠着难以计数的小土堆,鬼知道哪一堆乱石中的哪一个小土堆,覆盖着董时光们的铮铮铁骨。

在大红字标题背后

凡在没有公路的荒山野岭中修铁路,必须在动工之前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简易公路,专业词汇叫“便道”。因为铁路动工以后,必有大量水泥钢材木料炸药等后勤物资陆续运到,如果没有汽车运输,这些堆积如山的笨重玩意怎能送到铁路建设者的手中?

有好事者为修铁路的基本工种概括成两句顺口溜说:“挑(担子)、抬(石头)、挖(泥巴土方)、打(炮眼)、拗(岩石,读音为坳),外搭一放炮”。这成千上万名昔日白面书生、今日劳教份子,谁拥有这些基本功?幸好同为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管辖的筑路一支队,全是由昔日劳改犯,今日刑满就业人员组成,都是同一系统中人,从那里叫几个技术熟练的“家伙”,过来指导指导也易如反掌。反正民谚早已说过:“除了读书之外,世间没有百日之功。”民谚的意思是学问深不可测,而其他各种劳动技能,没有在一百天之内学不会的。果然一百天之内我们这批“份子”都学会了“担抬推打拗,外搭一放炮”,几个月便修通了这条沿着横江岸边的铁路便道。

便道的对面,也就是横江的另一侧,便是我们的铁路工地,它的名字叫黄桷槽一号隧道,黄桷槽不是一个场镇,实际上只是一个住着十多户人家的居民点,那里还有一座二号隧道,是由也是劳教队番号为十九队开挖的,他们是有选举权的“公民中队”(此词涉嫌生造),两个中队都住在自己修建的工棚里,相距数十米,众劳教份子各怀“鬼胎”,便少有来往。

这时是1959年春夏之交,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年,是我国报纸用套红大字作醒目标题最多的几年,1959年的大跃进,天天红色喜报频传,象征高产的红色卫星在报纸上频频亮相拉扯眼球,农作物亩产从几万斤到十几万斤,牛皮越吹越离谱。各省、自治区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的大丰收喜讯,也就是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牛皮天天以红字标题在报上较劲。几年以后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一条条红色的最新指示,这省那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喜讯也就像当年的“卫星”一样,在红色大幅标题下震惊世界。

遗憾的是,这些用大红标题宣扬的新闻,正掩盖着我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饿死三、四千万同胞的大饥荒,还有自称史无前例、而被后人指控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反常现象怎不令人闭目深思。

我和朱老弟都是隧道里的炮工,我俩仍然不在一个大组,加上隧道班实行早、中、晚三班倒进出隧道的收、出工方式,我们之间的交往大大减少。但只要有机会见面,便会一见如故,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他是农民出身,当右派份子之前我干过三年农村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亩地如果堆积十万斤以上的稻谷,其厚度决不会低于一米,也知道除非稻杆用钢筋制成,即便将稻杆变成灌木也很难承受那人工堆砌的谷粒的重量,对此我们有共同的看法,更使我们惴惴不安的是,这些连常识都拒绝接受的谎言,却一千次地重复着,竟然能在实事求是的大旗下招摇过市,老百姓在嗤之以鼻这些牛皮时说“鬼都要笑出尿”。这也许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成果”之一,令我和朱老弟感到无限悲哀。

至于风靡一时的所谓“土高炉”,报纸上的红色大标题鼓吹说,炼出了多少多少吨优质钢,因为我和朱老弟对冶金工业知之甚少,所以一言未发。近年来才知道,那只是用老百姓的菜刀火钳“炼”出来的一堆堆废铁罢了。

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愚昧而又霸道的倒行逆施,对我们这群被“狼奶”喂养得晕晕乎乎的右派劳教份子来说,也不失为一副清醒剂,这里被“改造”的毕竟是一群有些科学知识的右派份子,一个不可更改的铁律是是科学永远是迷信的死敌。

许多人开始了崭新的反思,但有些话是不能四处张扬的,因为总有那么几个想通过检举别人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家伙,在人群中东寻西觅,值得信赖的人百里挑一。

朱老弟和我早已相互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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