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奇”途
古人曾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朱老弟春风得意的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率先鼓噪说：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为了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正掀起了一场大鸣大放的政治运动（也就是“青史留名”的整风运动）。各界人士正鸣放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方向一转，《人民日报》又说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右派份子，利用“我党”整风之机，向“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我党”只好被迫反击。接着许多鸣放中提过些尖锐意见的头面人物，被中央和省级报纸进行了指名道姓的反击批判，斥之为反动言论。那些在鸣放中被“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所感动，搜尽枯肠提意见的积极份子，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众右派后悔不迭，大呼上当，中了阴谋。
这时《人民日报》在那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著名社论中（此文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干脆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调门，冷笑着对右派们辩解说：“这是‘阳谋’。”终于用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生造词汇，为自己的无耻行径支了个下楼的台阶，使玩弄权谋的无耻之徒显得更加无耻。与此同时，也使被批斗得垂头丧气的众右派进一步垂头丧气哑口无言。
“阳谋”论公布后若干时日，才在朱老弟所在的县级机关展开大鸣大放，这时县级机关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有点历史问题的、顶撞过领导的、喜欢吊二话的……总之一切与右派二字可能沾亲带故的份子人人自危心惊肉跳。县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苦口婆心地交待政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同志们敞开心扉大胆鸣放。但在小组讨论时众同志偏偏不鸣不放，充其量给伙食团或者收发室提两句所谓建设性意见，而这些不痛不痒的鸡毛蒜皮哪怕多如牛毛，也不可能造成声势更不可能轰轰烈烈。
其间某日，张部长突然找朱老弟谈话，态度依然和蔼可亲，说朱老弟进步很大，他十分满意，最后希望朱老弟准备一下，明天在全县的扩大干部会议上（即县、区、乡三级干部全体参加的大会，五十年代的专用词汇叫“三级扩干会”），希望朱老弟带头作一个大鸣大放的典型发言，以带动全体干部的鸣放，最后的两句话至关重要，他说：“内容不妨尖锐一些，反正组织上知道。”
第二天，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里人头涌动座无虚席，今天的朱老弟经过六、七年的工作锻练，早已不是那羞涩木讷的农村小伙子，只见他站在扩音器前一副慷慨激昂的姿态，说什么“统购统销过头了，直接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又说什么“农产品价格过低，解放后农民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解大便还是和解放前一样用篾片刮屁眼。”总之，一个多小时的连珠妙语，弹无虚发，在会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与会者或耳闻或目睹、都知道朱老弟是宣传部里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使他赢得的掌声更像暴风雨般的热烈。在他发言之后，又有几个冒失鬼步其后尘，在高音喇叭的帮助下慷慨激昂了一番。
朱老弟蒙难
看来这次鸣放会上的典型发言收到了良好效果，因为众领导对朱老弟仍然是笑脸一张。
只是没过几天，在大礼堂又开了一次相同规模的大会，县委书记在大会报告中说道：“前段时间同志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绝大部份意见都是善意的，中肯的，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着手改进。但是（其实这非同小可的但是二字下面是该加上着重符号的）也有的人乘我党整风之机，向我们的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猖狂进攻，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接着书记举了一些言论的实例，其中有几句似乎与朱老弟的发言内容有些近似，使他的心情一度有点紧张。但因为另外也有人提过类似的问题，他想到不一定是指他而言，况且是张部长动员他作这次大会发言的，他认为有这样一张护身符，任何灾难都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朱老弟错了，大错而特错地错了。第二天清早，凡朱老弟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大字报在向他发问，或者“居心何在？”
或者“这是为什么？”或者“安的什么心？”总之十万个为什么令他目瞪口呆。更令他目瞪口呆的是周围人的那一张张脸，一夜之间仿佛中了什么魔法，全都变成了冷漠、鄙弃、蔑视，颜面上像结了一层冰一样，使他一时适应不了，似乎突然来到了一群陌生人中间。
接着，朱老弟的顶头上司也就是宣传部长找他谈话，部长说：“我们有些同志在斗争过程中，犯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奇怪，特别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工作上有了一点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就免不了摔跤子，反正毛主席早就说过，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对此，本文作者郑重声明如下：毛主席是不是这样说的，对谁说的，我无法稽考，反正朱老弟是这样向我转述的，如有错误，概由朱老弟负责，请读者明察。）然后部长十分严肃地说：“鉴于广大同志的强烈要求，即日起你对你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进行反省并作出彻底交代。”这时朱老弟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嗫嚅着说：“其实我并不想说，是张部长叫我说的。”一听这话，宣传部长呼地一声从靠椅上站了起来，怒吼道：“你说什么？你那些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张部长叫你说的，真是这样的吗？你说话可得负责任。”朱老弟的眼泪终于顺流而下，他颤抖着说：“不……是……”。
就这样，一个崭新的称号授予了朱老弟，它的名字叫“反面教员”。县委整风领导小组为指导运动专门办了一张名为《整风导报》的八开小报，如果不发生这场风云突变，这小报本是朱老弟们挥洒自如的自留地。而此时此刻在这张报纸上，县级机关里觊觎已久的“秀才”们，以连篇累牍的陈词滥调堆砌成整版的批判稿，对朱老弟的大会发言进行逐字逐句的所谓解剖，文章中用以下定语对朱老弟加以修饰，如“反动嘴脸”、“狰狞面目”、“狼心狗肺”、“狼子野心”、“丑恶灵魂”、“反动伎俩”、“忘本变质”……等等等等等等，由此可见当时朱老弟声名之狼藉。
这段时间朱老弟从早到晚站在会场中间挨斗，伴随着尖锐激烈的发言，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足够用来洗脸，振臂高呼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其间不乏精彩细节，但因为发生了以下两件特别重要的事，只得按下不表。
第一件是朱老弟的妻子被动员前来对他进行批斗，周美人红肿着双眼，用她那一口顽固不化的土腔土调，指责朱老弟忘本变质，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之类的老生常谈，一听便知这是奉旨而来，没动真格的官样文章。只是最后两句略微有点刺激性，她说：“如果你不革面洗心重新作人，我肯定不会和你共同生活下去。”
第二件事是朱老弟对他的革命引路人，也就是张部长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认为他对自己太不负责任，因此在写反省交代材料时，故意用批评自己对党不诚实的口吻，说他当通信员时，早已发现昔日的区委书记今日的张部长和一位有夫之妇有染。众所周知，像这类男女双方当事人单独干的勾当，除非当场被逮个正着，事后说什么“经常出双入对”又什么“某夜见该妇人从书记卧室中闪出”之类的捕风捉影，只要男女当事人矢口否认，吃亏的往往是这位管闲事的第三者。何况是对身居要津的组织部长，更何况朱老弟也曾私下对二、三知己作为闲谈内容在下面透露过（不排除这正是他此番蒙难的致命伤）。
两年以后，也就是我和朱老弟在劳教队结为好友共同反思时，这两件事都有了结果。第一件事周美人虽然没有和朱老弟“共同生活下去”，那只是因为他进了劳教队而不是因为周美人和他离了婚；第二件事则复杂一些，人们常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在劳教队，朱老弟用自己的案情和其他劳教份子的案情进行类比后发现，像他这种出身历史清白，鸣放中只有一般右派言论的份子，连判个劳教似乎都略嫌过重，怎么会另外加上了三年管制？因此，朱老弟认为是因为他抖落出张部长的生活作风问题而被大权在握的张部长公报私仇的结果，我对他说：“这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因为这句话涉嫌不认罪服法，在劳教队这四个字像瘟疫一样地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