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4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讲话，肯定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呼吁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
赵紫阳对学运性质的表态，与邓小平钦定的“动乱”完全不同。
赵的语调温和的讲话让许多学生感到有台阶可下，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开始复课。
然而，4·26社论仍像一把刀悬在学生头上，“秋后算帐”的前车之鉴使学运领袖们感到焦虑。
广场上的学运领导机构，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做出决定：以更激烈的手段，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大规模的学生绝食抗议，以期“唤醒民众”，逼迫政府收回4·26社论。
广场绝食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由北京高校学生组成的“绝食团”成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绝食宣誓。
“只要你提出一个鲜明的政治诉求，然后在一个重要的地点，如果有众多的青年参加绝食，那么这个城市就会马上转变它的政治话语，所有的人关心的就只有这件事情。”
这是后来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对绝食行动将产生的效果的判断。
郑义的判断是准确的。天安门广场上人流涌动、群情激昂。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同情支持学生。甚至包括共产党的喉舌，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也开始“失控”。
这是学生绝食开始后，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街头市民的议论：
男：我觉得学生绝食，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都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学生是一种正义的和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职工都应该支持他们。
女：我们是第一次上街（游行）。
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开着救护车来了；北京市民们捧着冰棍儿背着矿泉水来了；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下了班来到广场，把钱投到广场上流动的捐款箱里，广场上支起的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是香港市民的捐助……
学生的绝食，把一场学生运动推向了整个社会，聚焦了国际媒体。
对话不果
而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时候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实在尴尬。
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抵达北京，举行中苏首脑历史性峰会，天安门广场上要搞盛大的欢迎仪式。
而这时的广场上却挤满了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
数千名前来报道中苏峰会的国际媒体记者把焦点转移到了广场上的学生。
学生开始绝食一天后，5月14日，政府终于同意对话。由一直保持改革派开明形象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带领12位正、副部长，与学生的对话团对话。
学生提出的对话要求之一是实况转播对话过程。在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听到广播，绝食学生怀疑自己被出卖，成批冲入在统战部的对话现场。对话被迫中断。
精英出面
当天晚上，包括戴晴、苏晓康、包尊信等在内的12位在学生中有影响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站了出来，走到广场的学生中，在赞扬学生民主诉求的同时，呼吁学生改变策略，暂时离开天安门广场，使中苏首脑峰会得以顺利进行。
作家、记者戴晴代表12位学者发出的呼吁，遭到的却是广场学生的一片嘘声。
戴晴回忆说：
“我在广场上接到学生递上来的条子，说，我们斗争来让你发文章啊。我当时特别伤感。如果我是一个更负责任、更坚强的人，就应该坚持留在那儿，不断的劝说。可是我没有。我们觉得既然学生不听我们就走吧，我们12个人就回到了统战部。当见到阎明复先生的时候，从他的脸色上我就知道，下一步形势会更加严重。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失败了。”
当年把这些知识分子请到广场的学生领袖王丹说，知识分子劝说失败，广场学生情绪是一方面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诚意：
“学生要接受知识分子的斡旋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作出一些让步，但政府一点没有。当时戴晴他们夹在当中的确很作难。”
垂帘听政
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由原定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到老首都机场举行，仓促而窘迫。
欢迎国宾用的红地毯存放在大会堂的地下室里无法运出。于是，全世界通过电视看到了那罕见的一幕：不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仪式。
1989年5月15日，当戈尔巴乔夫走下专机时，只有飞机舷梯上延伸下来的一节不到3米的红地毯。欢迎仪式就在停机坪的水泥地上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氏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也自始至终走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
随后，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赵紫阳看似随口说的一句话，更是振聋发聩，让世人震惊。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国大的事情还是要由小平同志作主。”
他以赞扬邓小平的方式暗示，中国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邓小平一人手中。
邓小平是中国的实际掌权者，原本是个世人皆知的秘密。但由共产党的总书记捅破这层窗户纸，宣告邓小平在他身后垂帘听政，不但决定了赵紫阳的个人政治命运，也让邓小平铁了心绝不退让。
在政府与学生的僵持中，成批的绝食学生昏迷倒下，救护车的嘶鸣24小时响彻在东西长安街上。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
昏迷学生被抬出广场的画面，通过国际媒体传遍全球。连一贯被称为“党的喉舌”的中国官方广播、电视、报纸也开始大量采访报道绝食的情况。
一向充当政治花瓶的中国民主党派、知识界、以致部分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以发表公开信、上街游行等形式，公开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呼吁对话。
1989年5月17、18日，上街游行的人数都超过百万人。
见面摊牌
5月18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见面。当时是北师大三年级学生的程真，作为绝食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
程真回忆说，当时学生先在大会堂坐下来等李鹏。由于绝食了几天身体很虚，她在统战部工作人员搀扶下去洗手间，在走廊里碰上了刚进门的李鹏一行。
“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总理，这位就是绝食团的代表。李鹏就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程真。他说，哪个程啊？我说，就是民主化进程的‘程’、新闻要说真话的那个‘真’。我的本意是想用幽默的口吻调节一下当时的气氛。但想不到李鹏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一句话没有，转身就走。”
等到坐下来谈时，更是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
但是，中国老百姓却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后一个绝无仅有而且再也看不到了的画面。
国务院总理李鹏与时年21岁的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有这样的交锋：
李鹏：如果我们今天一味的要在这个问题上（4·26社论的“动乱”定性）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
吾尔开希：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我没有必要再把我一开始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但好像一些领导同志还没有明白，我愿意再重复一遍：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而是怎么让他们（广场学生）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绝食，就很难保证其他所有的人离开。
吾尔开希后来对BBC中文记者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政府已经摊牌了：
“大会堂见面是先放出来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政府要镇压了。我们这些学生骨干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记得我和王丹曾探讨过，如果坐牢的话，他会被判多少年，我会被判多少年。”
紫阳绝唱
1989年5月19日凌晨，总书记赵紫阳突然来到天安门广场。
赵紫阳登上一辆供绝食学生休息的大客车，接过学生递上来的一个手提喇叭，神色凄凉的对学生们说：
“我们来的太晚了。你们怎么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此时的赵紫阳已经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完全失势。当时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1999年在北京接受BBC中文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回忆19日赵紫阳从广场回来后的情况：
“我记得他从广场回来后说头晕，就请北京医院的大夫来诊断，医生说是心血管系统的毛病。紫阳当时就向中央请假，请了三天假。他跟本不知道当天晚上要开那个大会，也就没有参加，从此中央再也没有通知他开任何会议了。他也就从此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宣布戒严
鲍彤所说的“那个大会”，是5月19日晚由李鹏主持的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
李鹏在大会上说：
“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四化事业，甚至于我们广大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民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所说的“迅速扭转局面”的办法，就是动用军队。
当人们从广播中听到李鹏的讲话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野战军已经在向北京开进，准备执行戒严。
北京市政府宣布：“从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北京老百姓上一次看到大兵进城，是1949年的北平解放。老百姓涌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
40年后，听说军队要进城，北京老百姓再次涌上街头。这一次，是堵军车。
附：六四人物
赵紫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共党内开明派代表人物。八九民运爆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的不满。六四镇压后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软禁在北京家中，直至2005年逝世。
郑义：中国1980年代主要作家之一。他的反映当代中国农村，揭示民族性格的代表作品，如中篇小说《老井》等，有重要影响。郑义积极参与八九民运，六四镇压后被政府指为幕后黑手之一遭到通缉，被迫在中国境内逃亡躲藏数年后于1992年流亡美国，现定居纽约。
六四人物：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学运爆发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大一学生。5月18日电视实况转播学生代表与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的对话时，吾尔开希当面驳斥时任总理李鹏而名声大噪。六四镇压后吾尔开希在遭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名单上列第二位，后经香港流亡美国。现定居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