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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佞进位的杨国忠

——“奸臣传”系列之五:杨国忠

唐代画家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描绘唐玄宗到四川避难场景。

历史行进至玄宗朝廷的中后期,几乎成了小人当道、忠臣沮折的乱政时代。谗佞奸臣们相互倾轧,肆意揽权,挥霍着大唐盛世的最后一点福祉。自李林甫为相“养成天下之乱”,后来居上的杨国忠更把盛唐推向一蹶不振的地步。

玄宗初即位时,宰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阐明君主的治国理念。其中为政“先仁恕”,外戚“不任台省”,皇帝“不亵狎大臣”、“接之以礼”,群臣敢于“批逆鳞,犯忌讳”等数则建议皆与亲贤远佞有关,堪作后世万代法。玄宗对杨国忠的宠信,却违背前贤的金玉良言,为自己埋下番兵作乱、仓皇奔蜀的祸患。

史书载,杨国忠早年只是一个市井无赖,嗜酒好赌,时常穷困潦倒,为宗族乡人所不齿。他一度流落他乡,仕途不得志,靠人接济度日。若非远房堂妹杨贵妃宠冠后宫,只怕杨国忠永无出头之日。那么,他是怎样一步步跻身庙堂,进而动摇国本呢?

椒房贵戚,朝中宠臣

杨国忠本名杨钊,三十岁时离家,至蜀地从军,从事屯田工作。虽然做出一点成绩,他却不为节度使张宥所喜,只得到新都尉的官职。任期满后,杨国忠的生活仍然困窘。

虽说在蜀地处处不得志,杨国忠却因与当地富豪、宗亲的往来,为日发迹达埋下伏笔。他依附鲜于仲通,时常得到接济;又与远方叔父杨玄琰一家过从甚密,因与其女、后来的虢国夫人有私,出入毫无顾忌。

杨家有女初长成,杨玄琰的幼女一朝入宫,便成为艳冠群芳的杨贵妃,三个姐姐也迁至京师,备受玄宗眷顾。天宝初年,蜀地的节度使章仇兼琼与李林甫不和,闻杨妃获宠,故请鲜于仲通结交京城的杨氏姐妹,以作内援。仲通则推荐了更合适的杨国忠。兼琼见他形貌高大,谈吐流利,便请他赴长安与杨氏结交,并赠送价值百万的财货。

杨国忠不负所托,再次讨得杨氏姐妹的欢心。诸杨日日在玄宗面前赞誉章仇兼琼,并夸赞杨国忠擅摴蒲游戏。因而,兼琼迁为尚书,杨国忠也被授予金吾兵曹参军等职位。杨国忠虽然不学无术,却有几分算数能力,一次在宫中侍宴,他掌管樗蒲的记录,计算准备且分毫不差。玄宗甚为欣赏:“度支郎才也。”遂授监察御史。

得皇帝赏识,又能出入宫禁,杨国忠成为玄宗朝一支后起的外戚力量,未及一年便身兼十五余职。天宝7年(公元748年),玄宗大封杨氏宗族,杨妃姐妹被封为国夫人,杨国忠也迁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等职,其府宅更是奢华逾制。

然而他行止轻浮、才学有限,又以外戚进仕,时常被朝臣指指点点。贪恋荣华富贵的杨国忠,自然不甘于久居人下;而他也明白所拥有的一切皆来自皇帝宠遇,便通过杨氏姐妹的关系,探知玄宗好恶,以迎合其心。每次面圣,杨国忠总能切中皇帝所欲,被蒙在鼓里的玄宗却以此为能,对他“恩幸日隆”。

得知玄宗好财利,杨国忠便进言,如今天下太平,不如把各州县囤积的粮食、布帛,变卖成轻便的财货供养京城;再把各地的多项租税换成布帛,充实天子禁藏。第二年,玄宗率百官参观府库,见到金银财帛积如丘山,便产生国库之富,古今罕有的错觉。他对杨国忠更是赞赏不绝,赐其紫金鱼袋,兼任太府卿,掌管国家财政。

天宝9年,杨国忠因本名“钊”字犯图谶上“金刀”二字。为表忠心,他主动奏请玄宗为自己改名。或许被大奸似忠的表象迷惑,玄宗非常高兴,为他赐名“国忠”,以示嘉奖。

依附李林甫,狼狈为奸

当年的小混混摇身一变,赫然成为朝中新贵。然而置身朝堂,也等于卷进了权力角逐的中心。杨国忠虽有玄宗和杨妃的佑护,在外朝却缺乏一定的根基与实力,凭借狡黠精明的心思,他很快选中权倾一时的奸相李林甫,作为他立足官场、壮大势力的栖身大树。

而李林甫正为拥立寿王为储君失败而悬心,伺机扳倒新立太子李亨。他也看中拥有外戚身份的杨国忠,因其无德无才,将来难以撼动自己的地位,遂有心拉拢,充当自己构陷朝臣的打手。这样,两个城府深沉又各怀鬼胎的奸臣暂时结成联盟。

尚书韦坚本与李林甫为姻亲,彼此交好,但因他是太子内兄、受皇帝重用而遭李林甫忌恨。同时,节度使皇甫惟明不满李林甫专权,曾入朝劝玄宗罢相,改用韦坚。李林甫怀恨在心,欲藉诋毁二人达到废太子的目的。天宝5年元宵节那天,韦坚与皇甫惟明在宫外举行宴会,被李林甫抓到把柄。

他指使御史中丞杨慎矜出面弹劾,说韦坚身为外戚却私会边将,是为密谋拥立太子登基之事。杨国忠、吉温、王鉷等人相继诬陷。玄宗被一群小人的谗言迷惑了圣听,遂将二人贬职外放。太子大为惶恐,只得以休妃自保。

通过韦坚一案,杨国忠以“怙宠敢言”被李林甫赏识。每有大案,他第一个诬告揭发,李林甫则在暗中构陷,固己权位,树己官威。几年下来,太子的姻亲及支持者多为杨国忠所害。李林甫还在京城另设推院,与杨国忠等人狼狈为奸,屡兴大狱,诬陷、冤杀的人士竟多达数百家,背负累累血债。

无论是爱屋及乌或是栽培新人,玄宗大有让杨国忠取代李林甫之意。小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专权多年的李林甫自然不甘心将一生钻营的权势拱手让人,而杨国忠羽翼已丰,亦不满于久在权臣之下。因而,李、杨二人很快从谋害太子的同盟,变成勾心斗角的政敌。

年轻的杨国忠毕竟有帝妃的宠眷,逐渐在权力的争夺中占了上风,李林甫昔日的心腹也见风使舵,暗中倒向杨国忠一边。而杨国忠压制李林甫的方式,与废太子之计无二,即剪其羽翼,断其臂膀。天宝8年和9年,杨国忠分别诬告李之亲信、京兆尹萧炅及御史大夫宋浑,将他们贬至外地。

李林甫真正的落败始于京兆尹王鉷一案。王鉷依附李林甫而仕途顺达,身兼二十余职,位势似在杨国忠之上。杨国忠妒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李林甫为制衡杨氏,仍然视为亲信。恰逢王鉷之弟造反事泄,杨国忠借此大做文章,告发王鉷有合谋之嫌,李林甫则上疏为其辩解。

王鉷终究含冤而死,杨国忠继续追究此案,搜查出李林甫与王鉷兄弟私交往来的“证据”,又唆使左相陈希烈等人助阵弹劾。玄宗虽未追究李林甫的罪责,却已存芥蒂,疏薄远之。

李林甫在权力的斗争中频频失利,终于抑郁成疾,于天宝11年(公元752年)老病而死。此后,杨国忠正式接替他的位置,成为玄宗朝又一大奸相。

杨国忠继任宰相,大权在握,也令杨氏家族的权势达到烈火烹油的地步。同时他也明白:“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归宿)之所。”他自知无法在历史上留下清白声名,索性放纵私欲,一味争权夺利。

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令大唐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招致天怒人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只做了三年宰相,便落得乱兵分尸的下场,随着大唐国运的衰败而迅速灭亡。

三年为相,祸乱朝纲

《旧唐书》记载,杨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决断国家机务时,总是轻率仓促地做出决策。入朝理事,他更无一朝宰辅的风范,只凭借虚张声势的强硬手段压制下属,挽袖扼腕,对公卿以下的官员颐指气使。

杨国忠虽与李林甫水火不容,奢靡懒散的官风却是一脉相承。旧时宰相出入一切从简,李林甫自恃承宠多年,出行必然布置规模庞大的仪仗队,充塞街道;官员若有事禀告,必须小跑躲避队伍,如小吏一般匆忙。宰相当值,多在午时六刻(约上午12点45分)方出宫返家,而李林甫自谓天下太平无事,巳时(约上午9-11点)便已到家,繁杂的公务就在自家处理。杨国忠继任以来,处政方式与李林甫无二。

宰相总揽官员陟黜之重职,杨国忠自视精敏,公然破坏朝廷的选官制度。为拉拢人心,他自创“押例”,凡为官年久者,无论贤愚,一概按照资历晋升,予以优先升官的特权。按旧例,官员选拔的过程十分严格,需经过三次记名、三次唱名,反复考核,自春而夏方可完成。杨国忠却把百官召至自家私宅,按照自己的喜好选用官员,在众人面前唱名、记名,一天便完成所有工作,并自矜办处事速。

第二年选官,他甚至把杨氏姐妹邀至内室,如看戏一般垂帘参观。如果见到其貌不扬的官员,她们便直呼其名,随意论说、调笑,声传于外。曾有两名身着紫色官服的官员刚刚退下,杨国忠便指着他们说:“他们是何等人?”引得杨氏姐妹大笑不止。贤臣良才是社稷之重,杨国忠却把严肃的选官过程变成一场闹剧。

对待朝臣,杨国忠尚且视如儿戏,对待民生疾苦更是淡漠视之。天宝9年,南诏国王阁罗凤不满于云南太守张虔陀的横征暴敛与无礼行为,被迫起兵反唐。杨国忠推荐心腹鲜于仲通任剑南节度使,于次年率兵八万平叛。原本战事顺利,阁罗凤愿遣使谢罪,请求讲和。奈何仲通不许,两军再次交战。结果唐军大败,死伤殆尽,仲通仅以身免。

杨国忠却为其隐瞒败绩,仍叙战功。他知玄宗喜好边功,便不顾唐军实力,再次提出征讨南诏。百姓听说云南多瘴气,未战而亡的士卒十之八九,遂多不肯从军。按照唐律,百姓中有功勋者可以免除兵役,杨国忠却强行先征有功之人。于是,军中怨声载道,毫无斗志。行军路上,父母妻子送亲远征,一片哭声振野的凄惨之景。

天宝13年(公元754年),杨国忠命御史李宓攻打南诏,又遭大败。自攻打征战以来,唐军折损近二十万,无数百姓客死边境,国中更是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

将相失和,天下动荡

自李林甫建议玄宗大用番将以来,唐王朝逐渐形成番将拥兵自重、国家内弱外强的军事格局。其中三镇节度使安禄山,通过贿赂朝臣、奉承皇帝成为势力最强大的番将。他阴怀异志,却感于玄宗恩宠之厚,欲“伺帝一日晏驾则称兵”,只是在背地里招兵买马,不断向朝廷索取高官厚禄。

偏狭寡谋的杨国忠,曾联合安禄山诬陷李林甫生前谋反,而继任相位后,不满于受其轻视,又忌惮他总握兵权,是觊觎自己相位的劲敌。为取信玄宗,杨国忠自天宝12年(公元753年)以来,屡次向玄宗进言安禄山有反状。

天宝13年,杨国忠再言安禄山必反,并为玄宗出谋划策:“陛下试召之,必不来。”谁知,安禄山闻诏即至,并泣告于上:“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玄宗深信不疑,为安抚其心,特赏赐万钱。从此,玄宗再听不进任何有关安禄山造反的言论,甚至把告发者交给安禄山亲自处置。

杨国忠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玄宗欲调安禄山入朝为相,他立刻出面谏阻:“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这才打消了玄宗拜相的念头。然安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怏怏”,更与杨国忠结下仇怨。

天宝14年,安禄山上奏,请求起用32位番将代替汉将,杨国忠与左相韦见素进谏,韦见素极言安禄山已露反迹,令玄宗大为不悦。杨国忠见状,只好三缄其口。事后,杨国忠日夜寻其反状,指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城的府邸,逮捕并处死李起等亲信,欲“激怒禄山,兴其速反”。安禄山闻之,亦上表京师,奏陈杨国忠二十多条罪状作为反击。

安禄山认为,杨氏作为玄宗近臣,占尽地利,始终担心他的谮言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在同年11月,他集结15万兵马,打着“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的旗号起兵范阳。时海内承平日久,军民久不闻战争,猝闻叛臣作乱,无不震骇失措。安禄山则率精锐铁骑,如入无人之境,直趋京阙。

一场改写唐朝历史的大战提前到来。京城传来安禄山造反的讯息,君臣失色,玄宗急召百官商议。独杨国忠不知祸之将至,面露得色,以为安禄山入己圈套。玄宗准备亲征消弭动乱,并命太子监国。杨国忠担心太子素恶诸杨专权,一旦掌权,杨氏一族便危在旦夕。他与三位国夫人商议,劝贵妃力阻玄宗出征。大唐帝王的最后一丝锐气,终为美人眼泪所化,唐朝由盛转衰亦在情理之中了。

当时,大唐名将哥舒翰奉旨镇守潼关,城池固若金汤,叛军进攻半年都劳而无功。哥舒翰认为,胡人造反,百姓必不肯归附;叛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只要坚守关隘,定会令其士气涣散。到时唐军趁势出击,便可平定天下。杨国忠却不断进谗,要求唐军立即出关决战。会叛军以羸弱之兵诱敌,玄宗闻报,误以为哥舒翰抗敌不力,便以“贼方无备”为由,屡屡催促他出关迎敌。

天宝15年,哥舒翰无奈之下,“恸哭出关”,遭到溃败,二十万大军仅余八千残部。潼关失守,京城门户大开,玄宗只得携诸杨、皇亲与几位大臣仓皇奔蜀。当时兼任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尚做着入蜀后继续专权妄为的美梦。

逃至马嵬坡时,六军疲敝不发,护军将领认为战乱因杨国忠而起,请求除诸杨以慰军心。结果,杨国忠被乱刀砍杀,首级悬于驿站之外;杨贵妃被赐自缢,其余杨氏亲族尽被诛杀,一门富贵化为乌有。

杨国忠在世时,陕西有位进士张彖一直无缘做官,朋友劝他拜会杨国忠,便可飞黄腾达。张彖却说:“吾辈依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吾辈得无失所恃乎!”冰山岂能长久,杨国忠一时显贵,便小人得志,多行不义,在上玷污君王圣名,在下危害臣民无数,最终害人害己,成为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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