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北宋六贼之首:害己祸国的蔡京

——“奸臣传”系列之七:蔡京

北宋,中华历史上最为风雅富庶的王朝。一部《东京梦华录》,一卷《清明上河图》,留存了它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末世繁华,此后便是衰败之始。宋人认为,徽宗朝的“北宋六贼”,正是导致宗社之难的历史罪人。

当金兵南下,虎视京城之际,徽宗为避兵燹,匆匆退位。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太学生陈东上书继任的钦宗,指斥前朝六大奸臣,认为“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其中,祸主弄权、结党营私的宰相蔡京乃是六贼之首,最为后人熟知。

蔡京一生历经神、哲、徽、钦四朝,四度为相,专权近二十年,可谓元老重臣,荣显至极。然而他生前便被大臣上疏十四宗罪,罔君父、广费用、变法度、喜导谀、穷土木等,无一不是祸国殃民之举。故最终蔡京自食恶果,活活饿死于流放途中,身后更被载入《奸臣传》,身死名裂。

周旋党争,反复小人

蔡京负才子名,善书法、文章,不仅有机会名列书法四大家,其作品更为宋天子所珍爱。24岁时,他金榜题名,登进士第,历任钱塘尉、舒州推官、起居郎等职;因出使辽国有功,与其弟并为中书舍人,掌管拟写诏令,成为朝廷美谈;继而一路升迁,于元丰年间转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他亦有宰相才,神宗宰相王安石、哲宗时的王珪与吕公着,皆赞赏他的政治才能。宋人重文轻武,蔡京本可在朝中做一番事业,或在艺文领域开创一片天地,但遗憾的是,他才高德寡,甫入官场便急于钻营,周旋于新旧党派之争,毫无节操尊严可言,初露奸佞狡猾的本性。

起初,蔡京是以变法派的面目立身朝廷,支持王安石在熙宁年间的一系列新政,并通过他的弟弟、王安石之婿得其赏识。至哲宗朝初期,太后临朝,在新法实施出现诸多弊端的情况下,重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在任时,尽废新法,并要求各地在五日内恢复差役法,代替王之雇役法。

蔡京见风使舵,当同僚们埋怨时间太紧时,他率先在辖地开封各县完成法令的变更。司马光得知蔡京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大加赞许:“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然而他很快被谏官弹劾怀奸邪、坏法度,被调任外地。

而哲宗本人倾向新法,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起用张惇等变法支持者。张惇为相,率百官商议新政举措,长时间不能做出决策。这时的蔡京有幸重回朝堂,见新法再受重视,立即抛弃旧法,向张惇建议:“按照熙宁新法施行,还有什么需要商议的?”

关于是否推行变法改革,朝中文官大致分为变法派与保守派(或称新、旧党),两股政治力量随执政者意志而消长。十年之内,蔡京如变色龙一般,先后依附不同党派的司马光与张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有识之士所鄙夷。因而在徽宗初即位时,年过半百的蔡京,遭弹劾一贬再贬,最后被罢去一切行政职务,闲居杭州,其官运亦跌至谷底。

投君所好,媚上专权

宋徽宗即位之初,尚有心做一位明君,欲继承父兄遗志推行改革,因主持朝政的太后支持保守派而难伸其志。而他本身又是位雅好文艺的才子皇帝,生性风流轻佻,很快便按捺不住本性。他欲搜罗民间古玩字画,在杭州设“供应局”,并派宠信的宦官童贯任供奉官,赴江浙一带猎奇寻珍。

善于投机的蔡京迅速捕捉到绝佳的“翻身”机会,备厚礼贿赂、结交童贯。童贯在杭州盘桓数月,蔡京便日夜陪伴,助其寻访、鉴赏书画,极尽巴结、谄媚之能。而他的作品同样是童贯求之不得的珍品,遂得以源源不断地送入宫中。他还通过童贯结识受宠信的宦官与道士,让他们时常为自己美言,成功地引起徽宗的关注。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即徽宗登基的第三年,蔡京被征为定州知州,同年便召回京城,拜为右丞相。诏命下达那日,徽宗在大殿召见他,表达“绍述父兄”的理想:“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却两遭变更,国家大事还未确定。朕欲实现父兄遗志,卿有何指教?”蔡京为了谋权固宠,立即成为坚定的变法派,叩头谢恩,表示愿以死效力。

于是,他成为徽宗在艺术与政治上的双重“知音”,次年二月便拜为左丞相,位在百官之首。一年之内,蔡京连跳三级,从一个放逐赋闲的散官,一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权贵。徽宗于中书省特设讲议司,命蔡京主事,让他成为变法的主导者。蔡京再获重用,天下人皆拭目以待,希望他能重振朝纲,通过改革为大宋带来新气象。

而真实的情况是,蔡京假托变法之名,却无一事合乎前朝法度,反而将手中职权作为迷惑天子、党同伐异的工具。他亲自任免官员,将其党羽置于要职,负责宗室、国用、商旅、赋调等重大国事。对于不附己者,蔡京将他们或削职、抓捕、流放,直到大权在握,朝廷内外再无反对之声。

苛征暴敛,以济君欲

或许由于前朝君臣政策反复,理财不当,徽宗初年竟出现国库极度空虚的窘况。蔡京当权可谓“临危受命”,针对茶法、盐法、方田、漕运等多方面进行“经济改革”。王安石之法发展至徽宗朝,已无太多富国强民的意义,并沦为小人聚敛财利的工具。蔡京发明的谋取暴利的茶盐二法,对百姓造成的苦难尤甚。

在茶法的改革上,蔡京允许商人与茶农直接交易,但必须购买官府垄断的茶引(一种运销资质)及盛茶器具。官府不仅从中获取高额的茶引收入,并且强令商人在买茶、贩茶之地重复买引,而茶租不减,令商人皆视茶法如伤人猛虎。

盐法取利更甚于茶,蔡京的盐钞法,命盐商向官府购买盐钞资质,管理上与茶法相似。然而在实行过程中,他多次改变盐钞,时常出现购钞而盐未给、新钞代替旧钞、再输钱购新钞的恶性循环。宋史载,无数家财数十万贯的人家,受此盐法连累,朝为富商巨贾,夕则破产变成乞丐,更有那绝望者投水或自缢轻生。

经过蔡京的改革,北宋财政似乎实现成倍的增长。但这种做法,实为通过搜刮民脂民膏带来短暂的经济繁荣。《宋史·食货志》载:“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然而,因茶引、钱钞的售卖大权属于中央,其税收亦不许地方支用,因此蔡京不过是用强征暴敛的方式,将天下财富尽归京师,收作天子私财。而大宋巍巍基业,正在这些苛捐杂税中逐渐走向衰落。

才子皇帝徽宗醉心艺术,耽于享乐,宫中开支日益庞大,蔡京的改革举措恰好为其奢侈的帝王生活提供资本。在国家太平、府库充盈的假象面前,蔡京又从《易经》中断章取义,提出“丰亨豫大”的谬论,迎合君欲。

蔡京不断怂恿徽宗挥金如土,从而证明宋朝国力雄厚,震慑番邦四夷。他也因此备受徽宗宠信,尽管他在改革期间被弹劾罢相,却能旋即东山再起,加封公爵。

有一次宫廷设宴,徽宗取用几枚玉器,却担心违背先祖节俭之风,遭言官议论:“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蔡京揣度上意而奏,他出使辽国时,看到辽人用的玉杯玉盘都是石晋时期的东西,他们还拿出来夸耀,说宋朝没有这么贵重的物品。因而他认为徽宗使用玉器,“于礼无嫌”。

徽宗仍不放心:“先帝想造一座数尺见方的小台,都会遭到百官谏止。人言可畏,这些玉器放置这么久了,如果有人进谏如何分辩呢?”蔡京继续鼓动:“事情如果合乎情理,言多也不足畏也。陛下应当享受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

徽宗闻言称是,深以为然。此禁一开,徽宗更是毫无顾忌地挥霍钱财,铸九鼎、祭明堂、祀园丘、修新乐、造万岁山等,享尽人间繁华。而这背后,却沁满了大宋子民的血与泪。

清洗“旧党”,铲除异己

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来,持不同政见的文士们分化为新旧两党,几十年来围绕是否支持新政,不断出现争论与谏诤。这原本是北宋朝自由风气使然,却被小人从中利用,将一场思想交锋演变成党同伐异、排斥忠良的夺权战争。

元丰8年(公元1085年),哲宗继位,主政的太后力图恢复“祖宗旧制”,起用旧党司马光等人。他们尽罢新法,同时将改革派人士或贬官、或迁谪。这一时期称作“元祐更化”,至元祐9年(公元1094年)哲宗亲政而结束。此后新党张惇入相,时任户部尚书的蔡京依附新党,为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他打着恢复新法的幌子,大肆清洗元祐时期的旧党。同时,他为了打击异己,甚至罗织罪名,将并非旧党的异己者划为元祐党人。旧党及无辜人士被蔡京构陷,或遭贬官,或被流放,甚至客死他乡。

当蔡京在徽宗朝出任宰相后,新党迫害旧党的历史再次上演。在徽宗初即位的元符3年(公元1100年),天现日食,徽宗下诏求言,并表示言论不当者亦不加罪。于是百官上疏言事,大多论及新法。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徽宗出尔反尔,要追究言论激进者的罪责。蔡京便借机把元祐、元符年以司马光为首的120位旧党斥为“奸党”。两年后人数又增至309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大文学家皆在其中。

蔡京打压旧党的手段更甚于哲宗时期。除了将在世的旧党官员流放至边远苦地,他还请徽宗书写碑文,将“奸党”姓名刻成“元祐党籍碑”立于宫门前,并让各地翻刻。同时,旧党的文集、画像等作品成为禁忌,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做官,不得与皇室通婚,五服内亲属亦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所幸天道不泯,百姓并未受蔡京蒙蔽,对元祐忠臣依旧抱以崇敬之心。史料载,长安的石工安民,被征去刻印党人碑,他万般推辞:“小民愚笨,不知立碑之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我不忍刻也。”官吏欲降罪,他只好领命,并请求不要将名字刻在碑末,“恐得罪后世”。九江的一个石工奉命毁弃苏轼、黄庭坚的匾额,直言不讳:“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蔡京本欲让政敌身败名裂,却弄巧成拙,反将自己的险恶用心昭示天下。然而,元祐党籍一案,终究影响了宋廷的人事格局,致使忠良尽去,政事不堪,埋下国破家亡的隐患。

贪恋相位,穷饿而死

根据宋制,官员年满七十岁便要退休,称“致仕”。或由本人陈乞致仕,主动辞官;或由朝廷强令致仕,将那年迈而流恋官场之人,请出庙堂。蔡京一生追名逐利、把持朝政,人到中年才拜为宰相,又历经四起四落,绝不甘心将荣华富贵拱手让出。在最后两次的宰相生涯中,他不顾声名狼藉与年老力衰,紧握相权不放,表现出一代奸臣贪婪无度的本色。

政和2年(公元1112年),蔡京以66岁高龄第三次出任宰相,他本应在四年后致仕,却始终没有放权离去的意思。《续资治通鉴》载,当童贯与蔡京之子蔡攸向他索取“谢事表”以暗示他致仕,蔡京竟然手足无措,慌慌张张地哭泣道:“京衰老宜去,但不忍心这么快就退休,因为君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情急之下,他竟连自己儿子也不认得,直呼为“公”,引得左右窃笑不止。

宣和6年(公元1124年),78岁的蔡京已是“目昏眊不能事事”,却强行担任宰相之职,批示公文、上朝奏对等一应大小事务交由幼子蔡絛代劳。蔡絛辅国无能,恣意为奸、窃弄权柄之作派却一如蔡京。因其不能胜任,徽宗大怒,下诏免其职权,并授意童贯再次提醒蔡京上表辞职。蔡京再次大哭拜倒:“上何不容京数年,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这样,他才奉命上交辞官奏章,彻底放权。

第二年,金兵大举南侵,徽宗匆匆传位于钦宗。蔡京失去天子怙恃,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倾覆大宋的国贼之首。百官纷纷上书,痛陈其奸恶之行,令他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一年之内连贬五地,最终发配韶、儋二州。

流放路上,蔡京携带大量金银财宝,本以为余生衣食无忧。岂料,他的恶行为天下人尽知,一路上遭人唾骂,更买不到一粒米、一口水。每过州县,蔡京被官府驱逐,不得行走大道,尝尽饥肠辘辘、颠沛流离之苦。这时他才不得不叹道:“京失人心,一至于此。”

潭州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宣和遗事》载,蔡京穷病交加,在那里回顾一生得失,作一支绝命词:“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多行不义必遭恶报,最终他饿极而死。

靖康2年,金兵攻破京城,俘虏徽钦二帝与皇室成员,北宋迅速灭亡。这场“靖康之变”,成为宋人永远的伤痛和耻辱。蔡京或许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害己误国,不仅留下千古骂名,更给宋朝带来深重灾难。“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慷慨之声回荡至今,教人扼腕叹息;而奸臣当道、小人祸国的历史教训,更应成为今天的明镜和警钟,告诫人们亲贤远佞,明辨忠奸。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