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项小吉，是政法大学辩论队的明星队员，六四学运期间曾担任北京高校对话团召集人，并两度与政府高官对话，项小吉当年一直相信理性的对话会带来改变。但他在六四30周年的前夕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说：“和平手段用尽了，人民有革命的权力。”
目前是纽约市执业律师的项小吉，被形容对中共心态已从温和派变激进派，扬言现时只剩下革命：“和平手段用尽了，换来的只是坦克机枪屠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革命的权力，人民有各种反抗手段的权力。”
相对于当年一起在广场争取民主的学生们，项小吉承认他算是比较幸运，六四前在政法大学修读国际法硕士，由于英文程度不错，流亡美国后较易适应，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法学硕士。
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刊登一篇被视为中共内部鹰派抬头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三日之后中共仍要和学生举行对话，项小吉担任政法大学的学生代表，他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学）缺英文老师，请我做英文老师，给本科生教英语课，所以跟学生认识很多。再加上87年的时候，大学第一次辩论大赛获得冠军，相等于最佳辩论员，当时比较出名吧。”
法律硕士面对无法无天中共，项小吉差点连会议厅也进不了：“当时在大门的时候，我被拦在外面，其他的学校代表都进去了。我就在等，后来让我进去，坐最后一排，一开始我就一直举手要发言，他们一直不让我发言，让他们事先安排好的人发言。”当时项在其他人发言时仍一直举手，举到连现场记者都错愕，逼得国务院发发言人袁木也要让发言，项当时表明：“学生运动不是动乱，是一个民主运动！”这一场对话，当晚新闻联播播了出来，从1949到89年，第一次转播政府与学生对抗性的谈判。他说：“当时我们对话出来，出门的时候各国记者就围上来要跟我谈，我回头就指着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说你跟他谈，何恨恨盯着我，他很生气，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谈话会上，有学生这样反驳他。”
项小吉在4.29对话后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并担任团长。项继续寻求对话，偏偏官方不予理睬，直至5月13日学生开始绝食：“到了5月14号中午的时候，他们通知我，同意了跟对话代表团对话，当时学生有一个要求，要求这个对话要实况转播。”结果官方以“录像带送不出去”为由拒绝，项与官方第二次对话中断。项争取第三次对话，不料19日北京戒严，对话门路完全堵死。
项小吉30年前没想过推翻共产党，“当时我们想用对话，新的方式推动政府改革。4月份、5月份，在戒严之前，5.17宣言之前，大家也是以对话为诉求。当时没有提出要推翻政府，没有这个诉求。”
但眼见今日中共倒行逆施，当日最温和的他也转变了，“对今天来讲，民间民众来讲只能考虑革命，只能考虑推翻共产党的问题。对话在目前中国这个氛围下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那一方，包括89年也不想对话”。项更进一步说：“面对一个残酷专制的政府，人民有自卫的权力，你看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如果说你和平手段用尽了，你换来的只是坦克机枪，只是屠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革命的权力，人民有各种反抗手段的权力。”
人在美国的项小吉坦认民运人士在海外可做的事情不多，但不代表不能推动中国革命，“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把民主理念，自由思想，传播到中国国内。另一方面，游说一些外国政府，影响她们的对话政策，不是一味的迁就中国政府。一些人为经济利益对中国的人权完全不关心，我们可用一些事实，一些分析，来游说一些外国政府，让她们继续关心中国的人权。”
当今的中国力量已经威胁全球，30年内中国已无大型集会示威，不少人质疑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项小吉引述了古希腊的语句：“他们说我们看不到希望，其实他们也没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他认为今日中共亦无希望，中共利用科技钳制人民，但维稳费高企可印证出民间怨恨很强烈，科技反过来亦可使思想流通，“维持这个统治非常困难”。他认为只要发生一个意外，一个引爆点，中国革命将随之而来。他说：“表面上看中共好像经济很好发展，什么第二大经济体。对统治者来讲，她比一般老百姓危机感更强烈，没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