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教授Eviatar Zerubavel写过一本书《The Elephant in the Room》。英文谚语“房间里的大象”指某种巨大到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却常常被集体故意视若无睹。最耳熟能详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衣》。作者将这种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称之为合谋性沉默。
马丁 ·路德 ·金说：“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无数历史的悲剧，都是由合谋性沉默造成的。
身为犹太人的作者在书中提到，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说“早安”。合谋性沉默终于造成德国全民族的劫难，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共业”。
中国海归学者刘瑜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提到：“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当人民容忍一个专制权力施虐，天谴就包含着对全民“共业”的警示。中国谚语有所谓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空谈误国、闷声发大财……。显示中国人最擅长对房间里的大象保持“合谋性沉默”，因此“共业”最深，历史也不断重复着人民遭大象践踏的命运。
前天网上传出2017年1月开始流亡的香港少女李倩怡的录音谈话。谈话令人想到的就是：香港文明的沦落，也是香港人的“共业”。
李倩怡两年前逃亡，媒体和香港民主派没有关注；她前年8月发布的一段录音，也少见报道。直到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林荣基选择逃亡，李倩怡的谈话才广为传播。我们对她的肯定和关注都太迟了。
李倩怡说，“香港法治，不是由政府推《逃犯条例》的那一刻才开始被剥夺的。”旺角事件发生后，政府始终不肯成立调查委员会作调查，立法会有议员提出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也遭建制派否决，而政府就选些参与者掟砖的影片作为证据控以暴动罪，并由法庭作重判。从梁振英参选和上台后即出现黑社会介入的情况来推断，政府坚决不肯调查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旺角事件会不会是一桩类似德国国会纵火案的事件？是否如美丽岛事件那样“未暴先镇，镇而后暴”？对政府和建制派否决调查的做法，舆论和民主派没有深究，许多民主派忙不迭去划清界线，一味谴责参与者的“暴力”。参与的年轻人遭到不成比例的判刑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李倩怡、黄台仰、李东升的逃亡也得不到一些民主派的谅解，反认为他们应该留港接受审判。政府的高压，加上社会的冷漠，使年轻人绝望，导致抗争运动式微，民主派的支持度急降。接下来，如李倩怡所说，“旺角大审之后，就是雨伞革命被审；肃清港独之后，就到泛民。”“每次看轻中国对自己生存空间的威胁，都是令下一代不得不抗争，同时又要承受自己当初不作为的后果。”
香港社会过去正重复实践德国尼莫拉牧师的反纳粹忏悔文〈起初他们〉。这就是令人沉重的“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