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一向显得精力充沛，热情高昂的胡耀邦，被迫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辞职到突然辞世之间，只有820天。
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天，北大、清华等北京许多高校的校园里，就出现了各种学生自发的悼念胡耀邦的活动。
在24小时之内，学生校园内的悼念性质，就从缅怀胡耀邦的功绩，转向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为胡鸣冤。
耀邦之死
4月17日晚，在北京大学校园学生沙龙的“三角地”，学生讨论决定，应该走出校园上街游行以表达诉求。
后来成为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回忆说：“因为我主持沙龙（当年在北大校园三角地王丹主办的学生论坛‘民主沙龙’）有点名气，同学们就推举我做组织者。我们就连夜打着横幅出来了。在从北大徒步到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我们就草拟了七条意见”。
5月18日清晨，北大学生与陆续到达广场的北京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合，大家讨论通过了“七条要求”，也成为主导学潮前期的著名“七条”：
七条要求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蓄势待发
一个前共产党总书记的去世，为什么会引起高校学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最终导致一场空前的、波及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主运动？
30年后，今日中国校园里的大学生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而在当时，没有人觉得意外。
一方面，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进行了10年后，在给中国人带来巨大变化和实惠的同时，社会分化、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等等弊端和社会矛盾日渐明显和尖锐。
而另一方，1978-87年间，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空前的活跃自由。
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研究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项改革的智囊机构，在中共最高层开明派人物如总理赵紫阳、总书记胡耀邦等的直接参与和授意下，由国务院牵头，积极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
“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等今日中国不可想象的话题，也成为公开的理论务虚探讨内容。
至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仍视1978-1987的十年，是中共治下政治气氛最宽松的“黄金十年”。
乍暖还寒
然而，这场似乎越来越浓烈的“小阳春”在1987年遭到了一场霜打。
1986年秋，北京等部分城市高校发生学潮，导致中共内部强硬派对他们眼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喊停。
胡耀邦因对学潮表现出的温和态度，被邓小平等政治老人认定“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1987年一月被迫下台。
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永远不会知道，在他身后，引发了一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
悼胡发难
悼念胡耀邦的花圈挽联不断送到天安门广场。但是，政府对学生的要求保持沉默。越来越多的北京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一批首先站出来的学生开始筹备独立的学生会组织并成为学运领袖。
北京初起的学潮也开始波及到中国其它大中城市的高校。
1989年4月20日凌晨，请愿学生在中共权利核心中南海新华门外，与武警发生冲突。
当局警告要“广大市民警惕，一小撮人正在试图挑起事端”。悼念胡耀邦越发显示出特殊的政治意义。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数以万计的北京高校学生没有理睬北京市政府的禁令，头一天晚上就进入天安门广场守候。
当天早上，更多陆续来到广场外的大学生冲破广场周围武警象征性的拦截，与广场上的学生汇合。
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广场上等着为胡耀邦遗体送行，并向中央领导递交请愿书。
参加追悼会、时任北京时政杂志《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已故），在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接受BBC中文部记者的采访时，这样描述当时大会堂内的情景：
“大会堂内阴森森、黑黢黢的，有一种很强的压力感。邓小平这些中央领导人，在同胡耀邦家属握手后很快就从后门溜走了”。
戈扬，这位中共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没有从后门走，而是来到人民大会堂前门。面对广场上被遗弃的10万请愿学生，戈扬酝酿了这样一首诗：
一块土地分成两边
中间隔着一堵暴力的墙
耀邦的尸体在这边
耀邦的灵魂在那边
我们都是来自那边
没有那边哪有这边
4·26社论
“这一边”的学生遭到了“那一边”的政府的完全漠视。
三位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前的台阶上长跪不起而没有人理会。
几乎是不约而同，广场上学生喊出一片“罢课”声。
广场学生打着各自高校的校旗，涌上长安街头，开始了此后近两个月里几乎天天发生的大游行。
罢课迅速波及北京高校并蔓延到中国其它城市，西安、长沙等地还发生了打砸事件。
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向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汇报说，大学生的矛头直指共产党。
邓小平为刚刚起来的学潮钦定了性质：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1989年4月26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当时是北大作家班学员、后成为学运领袖之一的张伯笠，现在回忆看到社论的那一刻，仍觉得不寒而栗：
“‘动乱’这个词和‘反革命’这个词对中国人都不陌生。中国人听到这个词会感到毛骨悚然。这个社论给我们定性了。我们很多人可能一生都要背着这个社论的包袱。所以后来的学生运动就转向了，七条要求就变成两条了：公开对话、取消4·26社论。”
4·26社论见报之前，由官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5日晚间广播。
当晚，恰逢北京各高校自治会代表在北京政法大学召开‘北京市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的成立大会。
王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暂停会议来听广播。大家非常气愤，当场决定27日举行大游行，也是表态反对4·26社论”。
一呼百应
4月27日清晨，北京各高校学生冲出校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学生组成了纠察队，手挽着手，高唱的是“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当时是北大生物系三年级学生的沈彤（后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回忆说：
“26号晚上，宿舍楼楼道里一些同学把自己的日记等物品都烧了，楼道里一堆堆的火，一些同学把头发剃光，大家准备4月27日浴血去天安门抗议”。
然而，走出校园的大学生遇到的是北京百万市民的夹道欢呼和警察的不知所措。
十里长安街上，旗帜飞扬横幅高举，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声讨与欢笑交织在一起。
4·27大游行成为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也是最具庆典性质的。
学生凯旋回到校园，但4·26社论的阴影依然笼罩。高自联决定组成对话团要求同政府对话，并提出12条对话条件。
政府则一口回绝。
紫阳异调
5月4日，是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的大学生和开始不断涌入北京的外地高校的大学生汇合在一起，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同一天，从朝鲜访问归来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理事会代表团时，发出了与4·26社论完全不同的声音。
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
赵紫阳的‘亚银讲话’第一次明确显示出中共最高层对学运的不同态度。中国社会各阶层，包括管制严厉的新闻界，开始公开表示对学生的同情甚至支持。
赵的语调温和的讲话，促使许多学生认为应该“见好就收”。北京高校普遍开始复课。
然而，4·26社论仍像一把刀悬在头上。中共建政后惯用的“秋后算帐”的前车之鉴使学运领袖感到焦虑，他们在讨论下一步的对策。
学生领袖之一，当时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程真回忆说，高自联的学运领袖们做出决定，“只能用更多的牺牲，更强烈的方式表达，才能引起全社会，引起政府对学生爱国民主心愿的重视”。
程真所说的更多的牺牲、更激烈的做法，就是绝食。
附：六四人物
胡耀邦：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1年至1982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者，大批中共老干部在胡耀邦的力推下得以复出。1987年胡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去世。胡耀邦去世引发大规模学生民主抗议运动，运动最终导致六四暴力镇压。
王丹：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八九民运爆发时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生。学运前曾在北大校园里主持“民主沙龙”，从事校园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后王丹被中国政府通缉，在当局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名列第一。王丹六四后曾多次被中国政府逮捕判刑。中国政府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以“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王丹随即流亡美国，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
戈扬：中国198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延安时代老干部，曾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观察》主编。《新观察》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民主探讨中颇有影响力。1989年5月北京宣布戒严后，正在美国访问的戈扬愤然宣布退党。六四镇压后戈扬被政府定为“动乱分子”，滞留美国。2009年1月戈扬在美国纽约病逝。
张伯笠：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八九学运爆发时张伯笠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后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六四镇压后张伯笠是遭警方通缉的21名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在中国大陆辗转逃亡两年后，1991年秘密逃亡香港并继而流亡美国。张伯笠皈依基督后在2000年成为牧师。张伯笠现居美国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