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收回香港的消息曝光，从那时开始香港即出现持续不断的自救运动，而弥漫社会的情绪只有一个，就是抗拒中共直接间接的统治，保住香港已有的文明。
想来这是一件相当可悲的事情。香港自1841年1月26日开埠百多年来，除了日占时的三年零八个月，无论是原住民还是为避战乱和暴政而来的大陆移民，都生活在英国稳定和健全的法律管治下，人人安居乐业。香港人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政治生态担忧。但自1982年以来，香港人就不断为了本来已有却面临沦丧的自由法治而抗争。这段以既有文明去抗拒野蛮、抗拒沦落、去挣扎自救的历史，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悲的一幕。
1989年香港人之所以如此积极声援六四，主因是面对主权转移，香港人不想等死，想要保住原有的法治自由，希望藉着推动中国民主，而带来九七后的人权保障。2014年，毛孟静回顾当年她在北京目睹六四事件，她说，“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保住香港”。
89年5月20日李鹏宣布戒严后，北京郊区发生学生民众阻拦军队入城的场面，27日爆发规模宏大的游行，许多中共党政要人，包括人大委员长万里，也包括中联办前身的香港新华社干部及社长许家屯，都呼吁不要出动军队镇压。其后发生屠城惨剧，许多论者都认为这样残暴的政权不可能延续，我当时也指“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他疯狂”。然而，我们都看错了。疯狂没有导致灭亡。在国际社会抵制下，邓小平指令对外实行“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低调策略，1992年又南巡放话全面实行让“一部份人富起来”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不但政权延续，而且以廉价劳力加上牺牲生态的方式，使经济起飞。
89年后，每年六四的烛光，都是对中共的抗议。而所谓“爱国”，就大多数参与活动的市民来说，并不觉得与这个“国”有真正的感情联系，只是既无可奈何地被“回归”到“一国”之下，就当作“爱国不等于爱党”吧，参与六四活动的重点是对残暴政权抗议。
许多小朋友也曾经被父母带到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说是“薪火相传”，其实相传的不是“爱国”，而是抗议精神。
中国其后的发展，显示离民主之路越来越远，离全面压制人民自由的极左专政越来越近。自由行，双非产子抢床位、抢奶粉，抢高楼价，香港人的生活饱受侵凌，加上中联办对香港从暗到明的干预，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所有这些现实发展，使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厌恶那个被党骑劫了的“国”，甚至厌恶拥护那个国的有着与文明人不同习性的“民”，于是“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甚至“平反六四”等口号在年轻人眼中都是虚伪。本土派由是兴起，与“爱国”“大中华”派分庭抗礼，实际上是世代之争。维园烛光已少见年轻人的身影。
但不管什么派别，从1982年以来的拒共意识、抗争精神、维护香港人身份的自主自救思想，都在不断增强。港共政权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中共对香港的间接统治即将转为直接，“民主回归”已成世界级笑柄，香港人人自危，有迹象显示不同派别的人也走在一起，为保卫香港文明和自身安全而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