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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为暴政服务的无耻奴才

笔者留学美国时,学校距离美加边境不算太远,因此每逢数天的小连假,总会找机会与同学跑到加拿大的华人社区,去品尝一下正宗中菜以解乡愁。记得有一次从加拿大回美国经过边检时,被海关职员查问:“你在大学读什么科系?”“政治系。”我如实答道。海关职员再问:“Are you a good liar?(你是否高明的说谎者?)”我当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毕竟我从未想过海关会问这种问题。经过数秒思考之后,只能苦笑地回答“No”。一来我的确不是高明的说谎者,二来我也不可能向海关职员吹嘘自己的说谎能力吧?谁知道他会否把我扣在关口查个三两小时。职员听到我的答案后,只是冷冷地说:“Then you won't be a good politician.(那么你将不会成为一个好的从政者)”然后就放我过关。

读政治系出身的人总会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理想,认为参与政治是为了贡献社会,令大众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关员对政治的见解也是相当的真实。政治很多时候只是观感,而观感在乎包装,包装少不免就是美化和藏拙,过度的美化和藏拙最终就会脱离事实,脱离事实也即是说谎。不论是在民主社会或是专制国度,从政者与谎言似乎都脱离不了关系,从跳票的竞选承诺、虚假的表态陈述,到外交场合的客套说话,或只是安抚灾民的白色谎言,大话在政界总是无处不在。因此即使明知说谎不对,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中,语言“伪术”能力对从政者来说是一项“技能”。

不过,不会撒谎不是一个“好”的从政者,却不代表撒谎就是“好”的从政者。敢撒谎和“会”撒谎是两个层次的事。看看近日林郑以及一众特区高官、建制派在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时的言行举止便可得知个中分别。林郑一方面强调修例是为了处理台湾凶杀案,另一方面被揭发从未真诚与台湾执法机关合作。她又一边声称修例是为了维护香港法治,一边领导整个建制集团大肆破坏香港法治,从无理取消反对派的被选举权,到滥用刑法打压异见人士,再到纵容高官贪污渎职、滥权秘捞,有哪一个行为显示得到林郑是真心着紧法治受损?近日,她更是边向西方国家声称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边以中共亮剑式的言语嘴脸回击欧美对香港修例的质疑和担忧。而建制派的喽啰们也不遑多让,口里说修例通过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实际上却快人一步开始抛售在港资产。

从政者说谎是为了包装、使人信服一件事或是一个主张。然而,鲜有人一边说谎,一边在明目张胆地做着自己力图以谎言掩饰的事,毕竟这将令谎言失去意义。林郑和建制派正是敢于说谎,却“不会”说谎,技巧拙劣到导致说出的谎言连自己阵营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如此包装能力的从政者,焉能令香港市民信服《逃犯条例》修订不会损害香港的人权和自由?

谎言只为向中共推销忠诚

归根究柢,那是因为林郑乃至整个建制阵营面向的对象,由始至终都不是香港市民,而是中共当权者。他们所有的谎言都不是为了包装和向港人推销《逃犯条例》修订,而是为了向中共当权者包装和推销他们的忠诚。因此,他们才会敢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一边宣称自己为香港服务,一边却帮助中共当权者手刃香港。有人骂他们是无耻政客,对不起,他们连政客也不是,政客会花心思说服或是哄骗人民,他们却连说谎做戏做全套的心思也省下,充其量只是一班为暴政服务的无耻奴才。

面对这样的一群奴才,指望他们良心发现、“刀下留港”,甚至是以“学长、师姐”之情游说,恐怕也意义不大。唯今之计,只有团结全港力量,施以最强大的政治压力才有希望令这群奴才感到惧怕从而退缩,6月9日的反恶法大游行,香港人多走出来一个是一个。而假若数十万人的和平示威也不足以改变政府取态,太阳花学运式的抗争或将会在香港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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