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0月21日
地点：北京金源大酒店学院路连锁店
受访人：郭青苔（郑州大学退休教授）
主访人：张从
方式：笔记（事后经受访人审阅并补充）
我出生于1940年11月，今年已经73岁了。1961年到1968年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提起大学生活，我有一段不愿意回忆的经历，今天说出来。
1968年3月28日深夜，在宿舍里听别的同学说校园里发生了武斗，我就跑出来，想去看看情况。到了31楼附近，当时天色很黑，路灯下见31楼北面冲出来一拨人，胳臂上捆着白毛巾，手里提着长矛，看到了我，大声叫“站住！”我刚要跑，一支长矛早已向我刺来，刺到屁股上，鲜血直流，我用手捂住了伤口，几个人扑上来把我按住，说“一定是个奸细”，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又一把抓下我的近视眼镜，摔在地上，用脚一踩！然后用件旧衣服把我头蒙上，说声“跟我们走！”他们推搡着我大约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座楼里，把我交给了一些人审讯。
“叫什么名字？”“郭某某。”“哪个系的？”“技术物理系。”“哪个组织的？”“井冈山17纵。”“担任什么职务？”“普通一兵。”“到31楼干什么？”“就想看看情况。”
“他妈的不老实！打！”用木棒狠狠地打了我10多下。“老实交代你在井冈山是干什么的！”“没有干什么，就是一般战士。”“去查一下他是干什么的！”审讯者下令。
过了10多分钟，听到有人说：“查出来了，他是井冈山外联组的。”“哈！还是条大鱼。说，在外联组的任务是什么？”我惊奇于他们情报的准确。只好说：“就是到外单位，比如其他高校，看看大字报，收集点消息。”“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为什么反对聂元梓同志？”“我认为聂元梓犯了错误，把矛头对着革命群众，方向错了。”“胡说八道，打！”又是10几棒，打得我站不住了，跌倒在地上。“你写个认罪书，宣布下山，我们就放了你。”
我想我有什么罪？就说：“如果聂元梓改正了错误，我们可以原谅她，像以前那样支持她。”
“顽固分子，先把他关起来，饿几天再说。”几个人把我拖到另一间房子，扔在水泥地上。这个房子气味臊臭难闻，通过蒙眼布边缘的细小缝隙，我看到自己躺在小便池旁边，才知道是个厕所。双手依然被反绑着，眼睛被蒙着，什么都看不清，但能感觉到附近还有别人。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又进来几个人，继续审问，基本还是原来那些话，我索性不再回答。他们又用木棒、皮带打了不知多少下，我仍旧闭口不语。
“这个家伙不老实，给他来点厉害的。”有人把我的右小腿搁在了厕所的小便池台阶上，用木棒狠狠地砸下来，我惨叫一声，剧烈的疼痛，让我昏厥过去了。等我醒来时，依然躺在厕所地上，右腿沉重的不能动弹，钻心的疼痛，我想：
肯定是腿断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口水也没有喝，一口饭也没有吃。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丧失了对昼夜和时间的感觉；我想起了远在河南的父母，他们一定不会知道他们的儿子在北大竟然被人关进了厕所，惨遭毒打，几天几夜水米未进；也想起了兄弟姐妹和要好的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
昏迷中强忍着疼痛，忽然，我又被人架起来，拖了一段距离，来到一间屋子，我被扔在地上趴着，只觉得有人用一把椅子（或凳子）的四条腿将我上半身紧紧卡住，有个人一边大声吼叫着审讯我，一边有人噼啪猛击我的臀部和大腿，我忍不住连连惨叫，我感到臀部和大腿火烧火燎地灼痛，可能被打烂了……我的回答还是那句话：“聂元梓如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就这样审讯和殴打交替进行，大约半个多小时，我突然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身子好像散了架，失去知觉，瘫了，眼前出现一片白茫茫云雾，云雾中两三个人影向我慢慢飘过来，由小到大来到跟前，伸出手抓住我的胳膊就走，我突然浑身一颤，惊醒过来！多年后回味当时的感受，我想那就是所谓“灵魂”出窍的“濒死”景象吧？如果当年我没有猛然惊醒，而是跟随云雾中的天使飘走，那么，早在45年前，我的魂魄就已飞升天国去了。
大约到了第四或第五天，在昏昏沉沉中，我被几个人拖出了楼房门口，扔在了地上，有人摘下我的眼罩，忽然受到外面光线的刺激，我什么也看不见，双眼紧闭，井冈山的战友把我抬上急救车时，我强睁开一条眼缝，从睫毛后面好像看到了程汉良、罗英铭等同学，正泪流满面地看着我，我神志恍惚，说不出话来，他们送我到了北医三院。后来才知道，是双方交换“俘虏”，才把我放了出来。三院的医生护士立即紧急抢救，给我打针、输液、喂药，慢慢苏醒过来了，经X光检查，我右小腿骨折了，筋腱肌肉严重挫伤和粘连，打上了石膏；而臀部和大腿则是大片大片的青紫淤血和溃烂。因为当时高校武斗，伤员很多，10天后我就出了院，被送到北京地质学院医院继续治疗。
地质学院医院的条件比较简陋，住了10多个北大的伤员，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其中有一位男生，一只眼睛被弹弓射中，眼球摘除了，后来安装了假眼。有很多北大同学在这里照顾伤员。最让我感动的是同班的何法信同学，那些天他始终陪伴着我，给我喂饭，背我上厕所，和我聊天。何法信同学言语不多，但头脑清醒，态度鲜明，是极可信赖的人。那时，常来看望我、照护我的还有程汉良等同学。在养病期间，我认识了一位西语系的李姓女生，在那里精心地照顾伤病员。
她皮肤白皙，发涌乌云，明眸皓齿，温柔耐心，她拿了本托尔斯泰的《复活》给我看，还给我带来可口的甜点，我们很谈得来。身体快好时，我向她表示了好感，她却怆然而泣，说道：文革以来父母挨斗，家庭破碎、前途未卜，不是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井里。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位李女士身在何方，生活可好？我衷心祝福她——这位曾经细心照顾我的好女子！
在地质学院医院休养了两三个月，我能够下地了，搬出了病房，住进了一间大教室，那里住着很多避难的北大学生。一直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我才回到了校园。
前几天咱们技物系63级同学晚上聚餐，大家举杯，相互问候祝福，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叫道：“郭青苔！”我扭头一看，哦！这不正是核物班那个有名的北大公社的“武斗指挥”吗？叫宫某某，我们虽然认识，可从来没说过话！直觉告诉我他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我的刑讯。我笑着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啊！”他立即答道：“是啊！这都是他老人家的过错！”听到这话，我想，他能这样认识也算不错了。
（郭青苔口述；张从整理）
《记忆》2014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