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祖稷是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八期学员，1941年在甘肃省福非县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被授予少校军衔，1949年在湖南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在湖北省中南军政大学任教官。学校日渐由新政权的师资充实，1954年邓祖稷受到排斥，回到广西南宁。当地民政部门以种种理由不予安排工作，无奈之下跟随父亲做煤油灯维持生计。
文革开始，邓祖稷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抓，冠以“历史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沿街游斗，斗争会上一跪就是整天整夜，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口吐鲜血。家被抄，凡值钱的东西，衣物、用具、钱财都被抄走一空，也不留收条，如同被土匪洗劫，幼小的子女战战兢兢，哭泣都不敢出声。
1969年，邓祖稷全家6口被强迫送回原籍广西扶绥县，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劳动。在此期间，一切权利均被削夺，并经常被社员开会斗争，交待历史反革命罪行。邓家祖屋后墙的排水沟被邻人霸占，在上面盖起厨房，致使邓家的房屋不能排水，墙基常被水泡，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邓祖稷却一直不敢怒也不敢言。
1978年政治形势变化，邓祖稷得以携妻子回到南宁。表面上他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摘去了，暗地里却仍在接受监督改造。80年代初，中国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包括退回被抄财物和补偿问题。当地政府告诉邓祖稷：“当时抄家也不是政府去抄你的家，像你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属于敌我矛盾，不在退回被抄财产和补偿之列。”文革的十年血泪就这样不了了之。
1989年当地政府核发住房宅地使用证，邓祖稷发现那排水沟的使用权已不属己有。当时到处都在强调以法治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邓祖稷抱着也许能讨回个公道的想法，多次找村委会、镇政府，要求主持公道，最后得到的调解书竟把0.93米宽的排水沟变为0.3米。0.3米宽，无法进去打扫卫生和维修，邓祖稷多次找发证部门反映，政府工作人员文善威却回答道：“这条水沟从前是你的，但是现在你们相争，我就收为公用，30公分宽的排水沟为公用，不服你去告吧。”
1990年，邓祖稷到广西扶绥县法院起诉。法院迟迟不接诉，接诉后又迟迟不开庭，最后判决又偏袒被告，连这30公分宽的水沟地都不承认了。邓不服判决，又上告到广西南宁地区中级法院。南宁中院的判决出尔反尔，改了又改。当年舍命抗日保国的邓祖稷，到头来连自己家的排水沟也保护不了。1993年7月25日，老人昏倒在去南宁扶绥县法院的路上，一瞑不视，享年78岁。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