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反美游行。
1950年我14岁时，父母离异。我少年时对父亲多变的感情生活，曾经幼稚地颇不谅解，因此尽管我们一起住在香港，相处时间很长，但父子很少恳谈，谈话中也没有触到他的过去。近十多年有些书出版，记载了前事，引起我的联想，也懊悔没有在父亲生前与他好好谈他的经历和体验。
从一些记载来看，父亲年轻时应该是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左倾、爱国、热心公众事务。30年代有声电影出现，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为推广国语，想要禁制粤语片，香港就发起“粤语片救亡运动”，1937年，父亲以香港华南电影协会秘书长身份，到南京请愿缓禁粤语片。七七抗战爆发后，父亲带领摄影队到广州拍摄日军空袭的悲惨场景，以唤起香港人的抗日意识。1940年父亲把他的五弟和三妹送往桂林找寻中共组织，辗转前赴中共抗日根据地延安。差不多也在那时候，父亲离开香港的家，去桂林投入抗日文艺宣传活动，而妈妈就带着我和姐姐，前往上海在尚未沦陷的租界生活。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各租界也成为沦陷区，我们的生活陷困境，而父亲大约在桂林也不太得志，于是辗转到上海与我们重聚。
父亲在汪政权下改行做生意。1945年，有迹象显示他遭日伪通缉，于是全家连夜逃难到国民党管治区。战后他通过国民党的关系往东北接管电影院，我们就移居北平。多年来在战乱中转徙，他为生计从事多种行业，不得不与社会各式人等周旋，免不了有许多复杂关系。
1948年回到香港，他重拾影事。在左右分明的影圈中，他从一开始就是鲜明的亲共左派，因为多年来他心中最重视、主导他言行的，是他的二妹，即我的二姑姐李丽莲。
李丽莲1930年同父亲在上海影剧界并肩出道。1937年她同江青一起奔赴延安。在延安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特派员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结婚。李德1939年奉命返苏，姑姐与他的婚姻关系也告终了。但凭李德的关系，可能还因为江青，她一直活跃于中共上层。她后来告诉我，那时常常跟毛主席打麻将。中共建政后，她任全国妇联秘书长。
我的三姑姐李慧莲到延安后，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斗争而自杀。二姑姐可进出毛泽东居所，却未能对妹妹的困厄处境有所帮助。到1955年《戏剧报》对父亲的抹黑，她当然也无法置一词了。二姑姐在1965年去世，逃过文革劫难。
父亲一生虽多波折，但从青年到老年，爱国与亲共却始终如一。中共在香港的领导者，固然笼络他，利用他，但其实一直在怀疑他。晚年父亲几乎所有在大陆的亲人都没有同他联络。最可以接近的是我，而我却忙于工作与他联系不多。我当时可以说是左派的红人，其实我在中共党干眼中，即使在当时，何尝不是被视为可以利用的角色？何尝不是也被怀疑呢？
1980年，我访问老报人徐铸成，他在国民党时代办《文汇报》受到迫害，中共建政后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说，我明明是跟共产党走的，却说我反党，不仅肉体被折磨，而且人格受凌辱，亲戚邻里甚至子女都要跟他划清界线。他说，开始时一想起来就一身冷汗。但后来看到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也就无所谓了。
这是最无奈也最悲凉的一句话。在什么都是对敌斗争的思维下，所有领导者、所有党员、所有亲共人士，都是被利用的，也都是被怀疑的，任何人都可能有一天被当作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