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判了15年
1964年冬的某天，我在“一级戒备”中听到有开启四号监房的声音，立刻从“床”上跃起直奔我的窥视孔洞，从右侧过来的齐家柳属于我窥视孔洞的死角区域，根本看不见这位“陌生的网友”的正面形象，但他行进到我门外的栅栏边时，故意地咳嗽了一声，这声音通常是“核弹头”发射前的联络信号，我早已十分熟悉，我看见看守兵押着他进入训话室的背影。我知道他是用咳嗽声告诉我，他被押出去了，接着看守所那厚重的木门的开启声进一步告诉我，他被押出了看守所。
从那时起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齐家柳的归来，等待属于他的那一声开门声。不到半小时，我听见训话室门外有人呼报告，这是外出犯人回看守所时必须履行的一道“工序”（在未找到恰当的词汇以前暂时以此词代之），而这声报告声毫无本地语音特色，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相信，来人便是齐家柳。当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跨过门槛向我这边走来时，竟然顽皮地向我挤了一下眼睛——有经验的犯人，能估计到我正在某个窥视孔看他。虽然他不可能看到我正在窥视孔背后的一只瞳孔，但他的经验会判断出我正在这样做，接着是四号监房的开门声，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经过我们长期通信的约定，早已共同建立了“暗号系统工程”，如他用口哨吹奏反右斗争后全国最为流行的主旋律歌曲《社会主义好》中“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这一句，就是告诉我他有信函给我。如我认为此时不安全加以拒绝，便对着猫步通道上的围墙吐痰一口表示拒绝，如果我同意收信，便于咳嗽两响后立即将“核弹头”扔过去，他将信件装入指套后也咳嗽两响，我便开始拉线，我如果有信给他也用同一暗号联络。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约定，如所有信函一律用仿宋体书写，信函上也不得使用人身代词（这是齐家柳极为聪明的建议）等等。一封信函中取消了你我他，写的人和读的人都需要一份“心有灵犀”，如局外人拾得，他也许会认为写这些不明究竟文字的人神经有问题。
中午在看守们交接班的例行查房结束以后，我听到了那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口哨声，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认为基本安全，便从破棕垫里取出“核弹头”去往猫步通道的栅栏边，咳嗽两声便将“核弹头”扔了过去，不一会，我听见齐家柳的两声咳嗽，知道他已将信函装进了指套，很快地拉了回来。
这并不是一封信函，而是齐家柳抄录的今天上午交给他的一份判决书，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决书下面，齐家柳附了一句话：“和你那份起诉书的主要区别是它的错别字比较少”。
这就是说，我们很快就要分别了。
告别“宴会”
我沉浸在别离知心朋友的痛苦之中，深夜难眠，给齐家柳写就一封告别信函，也给了他一个“后会有期”的所谓安慰。
齐家柳随邮路捎回了他给我的一封告别信，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信中说估计我刑期不会太长，叫我出监后，一定到重庆铁路医院找一位名叫金志芳（同样是我喜欢同美籍华人打跨国官司）的女医生，她是他终身不渝的恋人。他叫我会见金志芳后，把他的前因后果向女医生一一转述，虽然我不敢苟同他对我“刑期不会太长”的估计，但我仍然把金志芳三个字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际。
下午四时许，刚刚吃完了晚饭，沿猫步通道又传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口哨声，我将“核弹头”投过去好长一段时间还未听到齐家柳收拾妥当后的咳嗽信号，甚至于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线路上出现了什么故障。心想这可能是“核弹头”最后一次服役，难道真如四川民谚所说：“天亮了来泡尿在床上”么。狐疑中终于听到了齐家柳的两声咳嗽，我便开始拉拽“核弹头”，手感上的明显异样是负重量相当大，我小心谨慎地将它拉到了我的身边，卸下后我发现是两个用手绢包着的灰黑色馍馍，捏着它时感到很铁实，显然不是用面粉制作的。齐家柳写了一张便条在里面：“把这美味佳肴奉献给我们的告别宴会吧”。若干年后齐家柳告诉我，这是头天晚上他用自己的毛衣，冒险和送饭的炊事犯人交换的，“没想到那家伙用四个糠馍馍来骗我。”在监狱里遇这类受骗上当的事，最聪明的办法是自认倒霉，“投诉”的傻瓜，无一不是以两败俱伤头破血流而告终。
糠馍馍的味道的确不敢恭维，只有用它来证明饥不择食这句成语的千真万确。此外还得补充一个“泥沙俱下”的特殊感受——糠里面的泥沙使牙齿倍受折磨，但想到家柳的良苦用心，这一切又变得亲切可口了。
包馍馍的手绢又别出心裁，手绢的一角绣着一支黑色的箭簇洞穿着两颗重叠的红心，在西方国家，这常常是象征爱情的图标。在这种条件下，他能有不同颜色的线来绣花吗，我估计他是把恋人给他的纪念品送给了我，使我倍感不安。
第二天清早，他离开了看守所。
关于“网友”的题外话
1980年我平反以后，回到了我那右派诞生地南充，通过朋友间辗转用信函打听，直到1982年初，才得知齐家柳在重庆一家图书馆工作，南充到重庆还不足五小时车程，很快地我们就拥抱在一起了。
在菜园坝铁路员工的宿舍里，我见到了齐家柳的妻子金志芳女士，在得知齐家柳平反的消息后，是这位坚贞的女士跋山涉水去到邛崃县南宝山劳改农场将他接回重庆举行了婚礼，我为我的朋友能获得这份幸福而衷心地高兴。以后凡是我出差到重庆，他的家仿佛就是我住宿的旅店，那里有五星级大酒店都吃不到的精神大餐。
大约是1987年左右，有一阵子很时兴在一些单位用民选加领导批准的方式产生负责人，他在全馆工作人员的鼓掌声中，就任了这个图书馆馆长，成为九点五品的芝麻官，我曾赋打油诗颂贺，他高兴得眼泪长淌。
1989年夏，齐家柳夫妇决定移居美国，他对我说：“我实在舍不得我生死之交的朋友，但‘六四’的天安门大屠杀，使我对这个绝灭人性的统治者彻底失望了”。行前他们夫妇因为到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来到了成都（当年的重庆没有美领馆），不消说是住在我的家里。他告诉我美领馆工作人员得知他曾经是右派份子后，脸上顿时展开了美丽的笑容。三天后我又带着妻儿和他们夫妇一起到重庆市，同样在他的新居里住了三天算是等价交换，我听见他对邻居们说，几年后他还会回来，但我相信他不会回来了，这就意味着永别。我们这一对什么话都能谈的朋友，却都没有勇气谈这个回不回来的话题，其实我俩心里都很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唯有精神筵席是经久不散而且越吃越丰盛的筵席。
在重庆，他去和他的同事们辞行回来后对我说，馆里的一位党务工作者竟私下对他说出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这下子你就好了。”齐家柳故作不解地对我说：“我到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定居，怎么会‘好了’？”我则回答他说：“我和你相交二十五年，直到今天我才看出你这个演员的面目。”我们相视而笑。
我也和我的某些中国同胞一样，也恨美国，但我恨她的理由却和他们不尽相同，那是因为美国用她国名的“美”字，夺走了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近六十年的交朋结友经历中，只有两个想起他们就会让我流泪的朋友，齐家柳便是其中之一。
判决前后
1965年早春，我终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判决书，判处书最后一段文字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处张犯先痴有期徒刑十八年”。我当即便决定提出上诉，但这《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一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又怎样上诉呢？我向所方提出要求，便拿来这薄薄的小册子，其中第十一条这样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我觉得我的案子和这个十一条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更知道，共产党一旦决定惩办一个人，并不在乎你真的做了些什么，而是生拉活扯的把你贴在一个由他打造的法律标签上（如第十一条），也就是与过街老鼠齐名的“以党代法”。
通过那几年与所谓的法律打交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上诉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但我必须对这荒唐的判决表明我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作，才能证明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而不是一颗任人摆布的螺丝钉。
在等待裁定的日子里，终于派我去参加了一次劳动，这就是说给了我一个多吃一碗米饭的机会，我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碗难得的米饭。那天的劳动是跟随所里管生活的工作人员到一个磨坊里去拉豆腐渣，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换得一碗饭和半句话。回到看守所那位管生活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了半句话：“你关了这么多年还有这样的体力……”不知道他下面还将接下去说什么却突然打住了。如果他要问我是怎样保持体力的，我会坦率地将每天3000步原地跑步的经验交流给他，这不一定从有备无患这个不祥的角度去理解，作为生活经验，多一样总比少一样好。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极权国家里，除了暴君本人和身患脑瘫的白痴，谁都没有永远不进劳改队的把握。
离开看守所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劳动，也就是我又一次获得了一碗米饭。这次劳动后的当晚，看守兵令我参加学习讨论，讨论就必须发言。我应付了事的发言时间还不到五分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有一股股汗水不断从我腋窝里流向手臂。此时是严寒的早春季节，心情也并不十分紧张，怎么会出现这种异常，它成为我经历中的十万分之一的为什么，至今未解。
第二天，我没有了嗓音，变成了准哑巴，找新近才换上的狱医看了看，白发苍苍的他问了我的情况后对我说：“三年多的独居生活，你的声带已经萎缩，昨晚上你突然发言，萎缩的声带不堪重负，因此有了今天的症状”。然后非常慎重地告诫我说：“从现在起，你必须少说话或尽量小声说话，使你的发声功能慢慢恢复，否则你将终身成为哑巴，要不然就是那种因声带撕裂而嗓音沙哑的所谓沙喉咙。”经过几个月的调理，我才慢慢地恢复了说话的功能。
没过多久我收到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果然不出所料，维持原判十八年。我便被押解到万家煤矿去服刑劳改，忽然发现我早已认识的灌县看守所的原所长，这位十分强调“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彪形大汉，他怎么会“乱动”到犯人队列里来，集合点名时和我们一起高唱《社会主义好》的“革命歌曲”？当年的我才三十岁出头，不至于出现老眼昏花的症状。找了个消息灵通的犯人打听，原来那年有一位年轻女犯关在小监里，前所长今犯人以权谋私，多次悄悄进入监房进行“非法传宗接代”（此词系本人斗胆杜撰）的罪恶活动，该女犯的案子又一时判不下来，铁证如山的肚皮却一天天膨胀起来，乃至于东窗事发，判了前所长五年劳改。如果说当年我与前所长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时，我还是个刚刚“入道”的新犯，记录这段经历的现在，我已经是个货真价实的“资深劳改犯”了，我对劳改队的“奇风异俗”多多少少就有了点发言权。
劳改队就像中共治下的所有单位一样，都有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这里我不妨将这个潜规则破例透露一条：这位判了五年短刑的前看守所长，在劳改队他也会得到些特殊照顾，当上什么卫生员、保管员、记录员，跻身入“犯人贵族”的行列，占到些比普通犯人吃得好些，劳作轻巧些的小便宜。但是，他们也得付出些出卖良心，替狱方充当帮凶爪牙的代价，操练成“靠拢人民政府的劳改积极份子”，有可能立功也有可能减刑。
潜规则受着潜意识的支配，潜意识中，那位奸污女犯的所长所犯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生活作风问题。而49号张犯先痴属于敌我矛盾，也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两类矛盾。等着瞧吧，十八年的腥风血雨……
不过，那已不是这篇短文所要记叙的事情了。
附记
我在成都已住了十多年，从成都到都江堰市（即灌县）可以说近在咫尺，即便说都江堰是成都市的后花园也并不过份。1988年，我在《星星诗刊》函授部担任教务长，按规定函授部每年都得召开一次星星诗会，那年年的诗会就在都江堰市召开，从选定会址到安排观山望景，事不分巨细，无一不由本一把手亲自敲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以各类头衔陪同外地来川的各类头衔的人士去到都江堰旅游观光不会少于二十次，我从来没有一次去到过陈家巷，甚至我的至亲好友，也不知道我和陈家巷有过这样漫长而深切的历史渊源，这说明我在骨子里仍有它脆弱的一面。
我不知道那些岁月是伤疤或者是财富，我把它写下来的目的既不是展示伤疤也不是炫耀财富。我只是想让后人们知道，生活的道路上确实有许多艰辛。只不过，再苦涩的艰辛中，也仍然会含着一丝甘美，它也许就是受难者选择生存而不选择死亡的唯一理由吧。
2002/4/18于成都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