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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子当上诉 把公民抗命进行到底

79天的雨伞运动是不是公民抗命?如果说,过程中的警民冲突曾引致部份参与者的疑虑、忿懑,那么,占中九子从结案陈词到被裁定公众妨扰罪成后的陈情,再次让伞运回归公民抗命的本义,彰显政府、司法的不公,彰显当局的暴力镇压虽让公民抗命蒙上阴影但并没有改变参与者的初衷,彰显港人争取真普选路漫漫其修远兮、公民抗命仍是代价最小的方式。因此,九子在4月24日判刑后理当上诉,继续控诉政府、司法剥夺港人争取民主、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把公民抗命进行到底。

陈词赢赞许  抗命获认可

终审法院去年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推翻上诉庭判决时指出,公民抗命在香港以及任何尊重个人权利的司法管辖区,也是可肯定的(recognisable)。终院判词还引述哲学家罗尔斯《正义论》所定义的公民抗命,是公共、非暴力、有良心的政治行为,通常为改变政府法律或政策而触犯法律。终院同时强调,当有示威者触犯涉及暴力的刑事法例,便不再是和平、非暴力,以公民抗命作减刑因素只能作很少的考虑,但仍被中共官媒、御用法律学者炮轰为“不利于香港社会对非法占中运动的理性反思”和恢复法治秩序。

一向奉中共官媒评论如圣旨的特区政府,再次藉占中九子案展示清算雨伞运动、打压公民抗命的决心。从政府以公众妨扰罪名起诉占中九子,而不是控以非法集结罪,到法官只为一名被告索取感化和社会服务令报告,这些安排显示,占中九子可能多数要面对即时还柙及重刑,当局杀一儆百的企图昭然若揭。

但是,九子获刑前的陈情,特别是朱耀明的敲钟者言、钟耀华指当局控告的是“所有珍重香港的人”,所引起的回响足证雨伞运动所代表的港人争取真普选的热情并未有因近年的政治低潮而熄灭,足证公民抗命不会因当局的打压自此在香港绝迹。

其实,公民抗命从酝酿、抗争到接受审讯、入狱的每个环节,都是抗争者表达诉求、争取更广泛支持的机会和过程。在法庭上充份阐述当局政策和法律的不公不义、充份阐述公民抗命的初衷和目标,正是公民抗命的重要一环。占中九子的结案陈词及获刑前的陈情,都是抗命的一部份,能如此赢得广泛的赞许,本身就是这场抗命运动获得认可的表现。

上诉促反思  助走出低谷

反而,法官的判词指,公民抗命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抗辩理由,而被辩方质疑违宪的“煽惑他人煽惑”控罪,未有不合理地侵害市民的言论自由或和平示威权,不会引致寒蝉效应。如此结论难免引致是否有违终审法院裁决的质疑,引致是否此地无银三百両的质疑。

雨伞运动规模远非占中三子所能想象、策动,87枚催泪弹才是警民冲突、占领运动扩散的肇因。虽然罗尔斯强调公民抗命的非暴力方式,但不要忘记,他所定义的公民抗命运动是发生在“接近正义的社会”,而香港是越来越接近正义的社会,还是离正义的社会越来越远?当威权政府以极度暴力方式驱逐和平的抗命者而引发暴力冲突时,把暴力的责任归咎于抗争者,这符合公义吗?

法庭就算不考量抗争者的政治动机,但不能不考量冲突的肇因,不能不考量政府的检控是否合乎比例。因此,占中九子无论是就罪名或刑期提出上诉,都将再次促使港人反思雨伞运动的初衷及港式公民抗命何去何从,有助港人走出抗争迷思和低谷,有助港人凝聚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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