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8岁，住在北京。我们的院子里住了几十户人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宿舍。那时候好像常常可以不上学，就在家里同小朋友们一起玩儿。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在艺术圈里，剧作家，画家，演员，导演，和从事戏剧教育的老师。那天早上，好像是小超子来找我，说是有行动。我们大概7，8个男孩儿女孩儿吧，最大的那个大哥哥应该12岁了，他在上小学六年级。我们要去抄家，抄地主婆的家。
地主婆是王奶奶，就住在我们院子里。她的儿子是学院里教舞台美术的教师，大概不到四十岁吧。他没有结婚，也不怎么说话。王奶奶也是不怎么说话的人，母子两个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我们把王奶奶叫出来，让她老实交代，家里是否藏有变天账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了。我们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抽屉，衣柜里的东西，通通拿出来，扔到屋外的地上，一样一样的审查。我记得我和小丽丽把王奶奶的塑料花一束一束的撕碎，一边撕一边笑，开心极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破坏的快感。没有人看的出来，我们这两个小女孩儿将来一个会成为主治大夫，另一个会是大学教授。大哥哥后来也是国企高管呢。
我们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一个大人出来管我们，都在上班，没上班的，估计也不敢出来说话。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在班上挨批斗呢，他们都是“牛鬼蛇神”，是黑帮。我妈妈被关在学院里，不能回家。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奶奶的儿子回来了。他向我们请示，“我可以给这个地主婆做午饭吗？”我们批准了他的要求。我觉得特别可乐，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这样卑躬地说话。
下午，我们要求王奶奶跟我们去上缴我们搜到的封资修的坏东西。我们走在胡同里，王奶奶走在我们中间，我们好像一路喊着口号什么的吧，反正动静不小。不少人围观。这时候，一个中年女人突然走出人群对我们说，“你们闹什么闹？！你们都是黑帮的子女，你们有什么资格批斗别人？！回家去想想你们的爸爸妈妈的问题吧！”我们一下子就愣住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反应过来。大哥哥说，“黑帮的子女就不能革命啦？！你破坏革命运动！”她就住在附近。我们马上去了她家，把她家的门上，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批斗了她一番，她也只好低头认罪了。
不记得那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几个月以后，听说王奶奶的儿子自杀了。好像是他被告知，若是不好好交代问题，就要给他升级，会把他跟更坏的人关在一起（就是跟我妈妈他们那些院级的领导大黑帮们关在一起）。他大概是受不了，上吊自杀了，就在学生宿舍楼的后面，那里有很多很粗的钢筋。我们常去那里玩儿。记得我们还在那些钢筋上伸着脖子试着玩，还说，“王××是在哪根钢筋上吊死的呢？嘿嘿。”
王奶奶的亲戚把她接走了，他们没有告诉她儿子去了哪里。我从此也没有再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多想这个事。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不经意地提起，当年她挨批斗的时候，她的一个学生走上来打了她一个耳光。我听到后，差点儿疯掉，好像所有的血都涌到了头上。那个学生的儿子跟我在同一间中学读书，那些日子，我天天盼着他被大卡车撞死，因为我觉得那是惩罚他的爸爸的最佳方法。
直到我大学毕业，去美国读博士学位，才良心发现。我做过很坏的事情！连王奶奶的儿子的死都可能同我们有关呢。他不单是自己在学院里受侮辱迫害，自己的妈妈也被小孩子们侮辱迫害。
我的美国博士导师说，那些造成这种局面的人，造成小孩子们都可以胡作非为的局面，那些人是真正的罪人。
也许吧。
Sunday，January 31,2016
后记：昨晚去看了电影，《十年》。电影院里全是年轻人。演到第四段的时候，我在哭，观众特别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觉得非常恐怖。我宁愿这些年轻人哭出来，大哭一场。看完电影，跟一个香港朋友一起吃晚饭，我跟他讲起我的红小兵经历，差点儿又哭起来了。今早跟一个犹太好朋友聊起此事。他说，你当时才八岁，就不要责备自己了。不过，你可以把这件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这是我减轻罪过的唯一方式。
（选自《记忆》2016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