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贼”船
入夜，列车在绵阳站停下，从新上车的一群旅客中，我发现正在寻找座位的陈一林，这位著名江洋大盗的身边还带着一个小青年，我坐的这排三个人的座椅上还剩着一个空座，便招呼他进来坐下。他指着身后的小青年向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弟娃。”我心里揣想，八成是他带的徒弟。待他俩安放好行李，我正为座位不够而发愁的时候，弟弟却自愿睡在座椅下面的地板上，解决了这个难题，坐在我身边的陈一林咬着我的耳朵悄声说：“他没有买票。”我立刻为他担心起来，他却谈笑风生，满不在乎。
旅客们将要打瞌睡的十点多钟，几位列车员走进车厢开始验票。我十分紧张，江洋大盗却若无其事，到我们这一排座位，三个人一一验完，查票人忽然发现座椅下还有人，便伸脚去拨弟娃的脚，叫他把票拿出来验，我心想坏了，肯定遭罚款。想不到弟娃竟从椅子下面递出一张票来，列车员看罢便递还给他。待列车员走开，我才问江洋大盗咋回事，他笑了一笑说，这太简单了，他们验完我的票，我顺手递到座椅下檐，他伸手取去不就是他的票了。我暗自佩服这些江湖人士的“多才多艺”。
车到西安，我们一同到西八路五洲旅馆住下，第二天清早，三个人一起到一个食店吃汤圆、米糕之类的早点，我占好桌位，他们兄弟二人忙着买牌子端点心，（当年的竹木牌子相似于现今某些餐厅的票）端吃食的顾客从收牌子的人面前经过时，将牌子交给她才能将吃食端走，收牌子的顺手将收下的牌子扔进她身边的一个大筲箕内，他俩弟兄进进出出一有机会就从筲箕里抓上一把，我们的牌子越吃越多。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款待我的肠胃了，吃饱以后我们揣着明天早餐的牌子，红光满面地走出了饭馆。
在火车上，江洋大盗曾经告诉我，他们这次到西安准备买些毛毯到四川去卖，我感到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下午江洋大盗约我去逛街，看见路边有十多个人排成队列买东西，江洋大盗悄声对我说：“在社会上跑，自己还是要操点手艺，靠朋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他向排队买东西的人群瞅了瞅对我说：“我去找点钱用，你跟我当个‘下手’。”‘下手’是四川方言中助手的意思，就是叫我去配合他这次行动，像我这类初次上阵的新手，不外乎用身体遮挡一下周围的视线罢了，我觉得这事很简单，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和他一起进入排队的行列，当队列缓缓移动到卖东西的窗口时，江洋大盗便挤到窗门边，假装看窗内工作人员取东西的情况。其实他已锁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他右侧一位四十多岁的陕西佬，他别在腰前的那个胀鼓鼓的小皮包正诱惑着他的视线。江洋大盗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立即侧身过去对这位老陕形成包围圈，只见江洋大盗用两根手指翻开那个皮包的盖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却周身哆嗦不已，简直是进入了魂不附体的境界，好象是我在偷东西一样。突然这老陕一把抓住江洋大盗的手大吼：“你偷我的钱！”江洋大盗死不认账，并以眼神示意我去打圆场，我毕竟做贼心虚，更因我自知是外逃的劳教的不堪一击，未敢再一次公开配合。此时队列秩序大乱，许多好奇心围着两个争吵着的当事人，那愤怒的老陕便拉着江洋大盗去到了派出所，我也混入好奇心的行列尾随而去，并牢牢记下了这个派出所的名字。
假如我不是一个负案在逃的劳教份子，我是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去作个伪证，为江洋大盗开脱一两句，但我怕惹出更多麻烦，便回到旅馆。“陈氏老弟”在睡觉，我把他唤醒，向他陈述了他哥哥的情况，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有熟人”，便独自去了。
不一会，陈氏兄弟俩返回旅店，从他们冷冰冰的脸上我看出对我的不满，一方面江洋大盗出手不利当场被抓有失面子；另一方面我拙劣的配合只能说明我是个无能之辈，甚至没什么培养前途。我对他也只有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情缘而已，也没有和他们共谋发展的愿望，更何况早有“朋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预警。我便主动对他二位说：“明天我就要走了”，这句话也正符合了他们俩的心意。
晚上，他们去吃饭去了，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思前想后，往后我将如何生存，我在新疆的妻子已改名换姓在那里落户，我如果到那儿去弄不好还会给她添麻烦。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已将我这个朝气勃勃的家庭彻底捣毁，我的路，在哪里？
再上“贼”船
在重庆游民收容所期间，我曾经短暂地接触过一个自称是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在外地流浪了两年多，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此人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在游民中颇得人缘。他告诉我，扒手偷东西其实很容易，但难免失手，按六十年代的惯例常常是凡逮着扒手，便由有关当局没收他身上的钱物，有的甚至扒光他的衣服，然后将他放掉或者送到游民收容所“泡”上一些时日，除非是累计次数太多或者搜出的钱物数额巨大，一般不会送他们到人满为患的看守所去打挤。但如果这个扒手有一个可靠的后台，每次扒得的钱都交由后台保管，万一扒手失手被抓，他身上几乎一文不名，充其量抽他两耳光一脚踢出派出所了事，放出来的扒手按预先约好的地点找到后台，二人同到高级餐厅用以往的积累饱餐一顿，该扒手很快恢复了“业务能力”，这便是江湖人士所称“掌红吃黑”之一种。在他这里我受到启发不小，认为这个后台的角色我到比较适合，只是苦于找不到这样一位扒手。
傍晚下着蒙蒙细雨，我独自一人在街上吃了点东西正在返回旅店途中，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我看见从屋檐下伸出一条由手腕托着的裤子，意在变卖。这人的身段轮廓似曾相识，我便多看了一眼，果然此人正是与我在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打过交道的周恒中。
我和他在游民改造农场结识，据他本人介绍是上海崇明县人，从新疆某建设兵团跑出来，这些姓名籍贯鬼知道是真是假，就好像鬼知道黎维民是真是假一样。他的年龄估计二十三岁左右，他说他读过高中，在社会上按他的话说：“红黑两头吃。”（江湖黑话，意为白天扒窃，夜间入室偷盗。）我和他睡铺相邻，有点小交情，甚至游民副连长给我的米粑粑还给他吃过一块，只不过后来他偷了我的英雄金笔，我臭骂了他一顿而断绝了交往。这次在他极为狼狈的情况下，又一次“他乡遇故知”，他为那支笔的事向我表示了歉意，我则想着“掌红吃黑”的美好前景，便去买了些东西给他吃，然后带他到我住的旅店住下。
我身上揣着的是我那张从成都直达北京的硬座票，只是票的下方印有“限五日到达”一行小字，周恒中说，他从来都是在车上补票。六十年代火车上办的补票和现今的补票大不相同，它更像一张巴掌大小的表格，列车员用复写纸填写，周恒中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用圆珠笔将人数这个栏目加以涂改，一人可以改为四人七人甚至九人，三人也可以改成五人八人。那年头凭火车票可以领到餐车上供应的吃食，一般是杂粮饼子之类的方便食品，每个乘客一份，周恒中就凭他这张魔术车票上填写的乘客人数，领到味道虽然不好但数量颇为壮观的“进口货”。除了人数以外，所到车站站名也会胡乱涂改，若在某站下车后去售票处签字，那工作人员看着那陌生的站名一筹莫展，想去翻那本厚厚的资料本，窗口的队伍已排了那么长，只好按周恒中所报的车次照签不误，他对我说：“全国那么多小站谁也搞不清楚。”此话一点也不假，因为手执这张车票的旅客周恒中，他也不知道这个无名小站隐藏在哪条铁路支线上。
周恒中叫我在潼关站下车，因为上、下车和集市上都存有行窃者的可乘之机。
下车以后我才知道，潼关有新潼关和老潼关之分，这个新潼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座城市，稀稀落落的几座平房，即使不遇到这场新华社以“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组专用词定位的“自然灾害”，这里也不会繁荣昌盛到哪里去。离开了拥挤的人群，繁忙的商市，周恒中就束手无策了。
我俩到百货公司去碰碰运气，这百货公司只不过是比其他平房稍稍宽敞一些而已，两个没精打采的女售货员在打毛线，我们两个心怀鬼胎的“顾客”在伺机而动。突然周恒中脸上露出了惊喜，他发现放袜子的柜台下面的玻璃是破的，破了的玻璃立在原处挡住这二十多公分的缺口，周恒中悄悄对我说：“把售货员引开。”我就在离袜子柜台约三米远的地方，叫来售货员拿牙刷给我看，东挑西选，最后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把。回头一看，周恒中早已不见了，我走出百货公司，向着他不远处的背影跟了过去，知道他偷了四双袜子，我们走到附近农村，把袜子廉价卖给了农民，用这笔赃款买了两大碗盖浇饭，看来这种当年风行一时的“快餐”全国都很流行，只不过陕西用红苕而成都用胡萝卜盖而浇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