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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8)

成都的“大姐”

重庆给我的麻烦够多了,两天后,我逃到了成都。

在我逃离劳教队的前几天,恰逢黄泽荣“同学”的胞姐黄泽芳从成都来旺苍探亲。我与黄泽荣一同出席过1956年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并两度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虽无深交,却有旧缘。加上我们这个中队刚组成不久,我与他都是从别的中队调入而且各自在不同的大组,没有更多接触的机会,交往不是很深。

一周以前,黄泽荣因图谋逃跑被送到大队部关禁闭,因为他姐姐的到来才临时把他从大队禁闭室调回到中队来禁闭,中队没有武装士兵看守,所谓禁闭只是不出工而已。黄泽荣从他的朋友圈子中,得到我将于近期逃跑的消息十分兴奋,并从禁闭室捎话找我面谈。在禁闭室窗前,他把他姐姐介绍我认识,对我说姐姐住在成都中北打金街44号,在外面有困难可以去找她,黄大姐也点头同意。

在一座简陋的平房里,我见到了黄泽芳大姐,像当年所有中国平民的家庭一样,接近贫寒的简朴,体现在狭窄的房间和陈旧的家俱上。大姐夫不在家,大姐悄悄告诉我,他丈夫是管制份子,到街道办事处去接受训话去了。具有这种身份的家庭和我这种份子的交往,一旦被发现后果更为严重(所幸黄大姐与重庆表嫂遭遇不同,他们夫妇未受此案丝毫影响)。我就向大姐要了一件黄泽荣早年穿过的薄棉衣,初冬的寒风己不是我身上的单衣所能抵挡的了,大姐很快拿了出来,我穿上后立即告辞,大姐说:“不行不行,你这么远来了,饭都不吃一顿成什么话。”拉着我不准走。

感谢黄泽芳大姐的盛情,使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两个无比辛酸的画面:一个是黄大姐深深地弯下腰去,在她家那只长方形的大米柜舀米的样子,特别是为了舀出最后几粒米,米柜底板发出的呱呱呱地叫苦声;另一个画面是黄大姐叫她八岁的女儿,到邻居家借一小酒杯菜油,好炒一样有油的菜来款待我,她女儿从邻居家端着这一小酒杯菜油,像捧着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一样,深害怕洒落了一点一滴,一个碎步又一个碎步、谨慎而又谨慎慢慢移回家来的动人情景……

我不幸的祖国母亲,你被政治狂人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巧遇“江青”

四川对我来说是危机四伏的“雷区”,我得赶紧离开。

那年头的成都火车站十分简陋,“灾荒”岁月,车站像人一样萎靡不振,像平民家庭一样破败寒酸。出站口对面几间陈旧的铺面上方,悬挂着一块“火车站一条龙服务处”的红布横幅,这种所谓的“一条龙服务”是当年大吹大擂的所谓先进事物,像共产党鼓动的其他运动一样,狂热的一阵风吹过以后,湧现出一批见风使舵的所谓积极份子,这些人在捞到一官半职的好处以后,运动也便烟消云散。但是今天这个貌似陈词滥调的横幅却令我刮目相看,因为横幅下面正站着一个面目清秀、身材窈窕的姑娘。定睛一看,那不正是我关进邮局巷游民收容所时,被工作人员逼至墙边并吼着问她“你现在还叫不叫江青”的女孩吗?我记起“江洋大盗”曾经告诉我她的真名字叫戴萌。她和我一样是右派份子,还有和我一样,是判了劳教的右派份子,而且更和我一样,是从劳教队逃跑出来的右派劳教份子,不同的只是她化名江青当妓女,我化名黎维民还在“待业”期中。就凭这一系列的一样,我也应该前去向她致意。

我在她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戴萌!”她用一双吃惊的大眼睛瞪着我,我报以微笑并小声告诉她:“我也在邮局巷泡过。”既然大家都是沦落天涯的“同泡”,距离立刻拉近,我告诉她,火车站太复杂,我们还是边走边谈吧。

我俩并肩朝东面的田坝方向走去,她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她原在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57年给领导提了点过激的意见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到峨边县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她是从那里逃跑出来的。我知道1958年初,全省处理右派时,大部份都送到了这座边远山区的农场,我们这几十个南充送来的家伙,刚刚到成都新生巷四号转运站,便开始组建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一支队是劳改支队),凡花名册在我之前的均送了沙坪农场,在我之后的除老弱病残和女右派之外,都到了筑路二支队。本人也侥幸成为筑路二支队第一中队第一大组第一小组的第一名,我还有那么一点点“划时代”的荣幸感,所以每次集合点名,第一个呼喊的就是张先痴,我回答的那声“到”!绝对响彻云霄。

我俩走到一条水渠旁边的荒草地上,“江青”又对我说,她刚从劳教队跑出来时,便到江津她外婆家(小时候外婆最疼爱我),外公土改时被枪毙了,我想在农村陪我孤苦的外婆过一辈子算了。没两天被积极份子密报,来了一伙民兵翻箱倒柜的搜查,我躲在一堆谷草里浑身发抖,总算躲过了这一劫,随后我想到,这样在家乡危险的呆下去,万一被发现还可能会连累可怜的外婆,当晚我就跑到了重庆。后来碰到西昌的小马(小马的样儿确实长得乖),几姊妹就在成渝线上找碗饭吃。又说:“我今天到火车站来,就是想看碰不碰得到小马她们。”我也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甚至我的真名实姓。当然我们也谈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当年不可一世的三面红旗的不屑。河渠对面有几个挖地的农民,六十年代的人都比较保守,他们肯定误以为我们是一对恋人,故意大声地说几句戏谑性的不怎么文明的话,我们只假装没听见,不予理睬。

看样子时间也不早了,肚子又饿得难受,我便问她需不需要什么帮助?她说,你也没有多余的钱,就给我开一张证明吧。我取出空白证明问她用什么名字,她思考了一阵说,就写江琼,我心中暗想,也许江青这个名字对人的感官刺激太大了吧。

我俩起身散步似的向城内走去,在一个街口看见一家饭馆正在卖“盖浇饭”,“灾害”年代,四川的饭馆多半都卖这种饭,因为没有肉类和更多的蔬菜品种供应,就是有,我等这类草民百姓也因其昂贵而不敢问津。所谓的“盖浇饭”,也就是用芹菜或胡萝卜之类的大众菜煮成酽一点的汤,将这种汤浇盖在一碗米饭的面上而得名。这只是我对这饭名由来的揣测而已,这种独领风骚若干年的“四川名小吃”被严酷的历史筛选掉了,连这三个字是不是错别字我都没有把握。

一小时前命名的江琼去占领桌位,我手攥粮票和钞票去排队买牌子并端饭,我和她只用了几分钟就吞了个碗底朝天。那个年代,饿极了的中国同胞都用吞的功能替代了咀嚼的功能,哪怕是一位长着樱桃小口的姑娘。走出饭馆,天已快黑了,我想和她道别,她说:“我还有些话,明天再谈一下行不行?”我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让她明天上午十点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会面。最后对她说,我准备到牛市口去住旅馆,那里有便宜的。她说我也要到那边去,干脆同路。

我和她一起朝牛市口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她伸出双手拽着我的右胳膊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叫个三轮车吧。”对此我颇有反感,认为都落难到如此地步还这样娇气,但我还是忍下去了。叫了部三轮车,上车后她的头偏过来靠在我的肩上,这时我从她翘起的二郎腿上发现,她的脚已经水肿得相当厉害,这是全身水肿的先期征兆,这个阶段的患者走路有困难。很后悔我刚才对她要求坐三轮车的反感,还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这时她却温柔地在我耳边悄悄问道:“你想不想要我?”老实说,一个二十多岁身边没有妻室的男人,一个永远不想攀登道德顶峰的我,在人类还不知道艾滋病为何物的年代,面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用这种轻柔的声音发出的呼唤能无动于衷吗?前面那段《尴尬的小插曲》中我已叙说过,“自然灾害”早已把我阉成了没有繁殖力的“太监”,而我又没有勇气在一位美女面前承认。我只得指着她的二郎腿说:“算了,你看你的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为了顾面子,我竟然做出一副惜香怜玉的高姿态,当年的我也只是这样的档次而己。

第二天,我们如约在春熙路见了面,她拉拉我的衣袖说:“走,吃饭去,我招待你”。我们去到附近一家饭馆,吃的仍然是最具时代特色的“盖浇饭”,还没吃完她又一边掏钱一边说:“我再去买两个锅魁”(成都人对烧饼的称谓)。我看见她撒在餐桌上的钞票竟有十多元之多。心想昨晚我和她分手后,不知道她在哪里找到了一位愿意为她付钱的人,一阵莫明地悲凉涌上了心头,连锅魁也索然无味了。

我们一起去到人民公园,坐在草地上继续昨天的话题,说到今后的打算,我说我准备到西安去,她低着头沉吟了好一阵,然后小声说:“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带上我?”这个比翼双飞的主意决不是一个没有诱惑力的设想,孤独的漂泊和结伴而行绝对像苦和乐一样对应。何况我和她的命运是那样相似相近,她又是那样漂亮可人,我也不可能当一辈子“太监”……但是一想到吃饭、想到生存这个每天都碰到的问题,浪漫这两个字就不那么可爱了。再想到为我付出了一切的妻子,我们能飞多远飞多久?在每时每刻都有人饿死的土地上,我们能够用幻想来消遣吗?她见我沉默不语,又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我说:“不是看不看得上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活下去的问题,……总不能让‘江青’来养活我嘛。”最后我又说:“老实说,你比我妻子更漂亮,但是我妻子已经为我作了太大的牺牲,你一定不希望我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吧。”她低头不语。

四小时后,我己经坐在开往西安的列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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