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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11)

谢谢张局长

当我一拐一跛地走到距火车站五百米的时候,左右两边走来两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其中一个拍着我的肩头问道:“你上哪儿去?”我说:“上北京。”他笑着说:“走,我们到那边屋里谈谈。”说着就掰着我的肩头向后转身,我看见两边人行道上两三个男子几乎与我们同时回转了身子,我知道我被捕了。

这是一幢灰黑色的小楼房,一米多宽的正门左侧,悬挂着一块并不醒目的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天津市火车站政法研究室”,多么古怪的名称,火车站研究政法?

我被带到一个被称作田科长的办公室(后来得知他是公安局侦察科科长,但不知是市局或是分局的),田科长正对他办公桌前的来访者作告别辞似的讲话,我刚站定就称要上厕所,像前次在重庆龙门浩派出所一样,我把“表嫂”给我的假证明扔进了粪池,然后回到田科长面前,此时来访者也已离去,我回答了几句简单的问话,也就是验明了正身。田科长便用一台三十年代生产的翠绿色卧车,在他的随员押解下,把我送到了河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这意味着,在人生经历的台阶上,我又迈上了新的一级——囚犯。

按照公安系统的常规,像我这种案发在外地也将送往外地审理的囚犯称为寄押犯,一般不和当地犯人关押在一起,我就被关在厕所隔壁的一间小监房内,但这监房内毫无臭气熏天的感觉,也许是北方的冷冻制止了南方的蒸发的原故。同室的有一个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他是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他说他用一把斧头朝那人头上一劈,眼前闪出一片红光,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立刻用目光搜索了室内杂物,看有没有可以用来“一劈”的家什,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次发作在什么时间。另外他还告诉我,那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美国人修了一幢玻璃大楼,从楼里可以看见外面的景物,而外面却看不见里面的人,我当时认为简直像神话般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对外开放政策实施,我才发觉很可能就是时下十分普及的茶色玻璃装饰的楼房,我为我当年的愚昧感到羞愧不已。另一位是杨柳青乡下的一个农民,因为打架关了进来,案情轻微,就让他当了帮厨,早出晚归,从不在监内逗留,精神病第二天就调走了,没多久帮厨的打架农民也释放了,这监房里实际上就只关了我一个人。

第二天下午开始了对我的问话,此时我已有充分把握是任孝亲将我出卖,心中忿忿不平,当然谈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观点。负责问话的是本分局的张副局长,他个头不高,年龄在五十岁上下,我感觉他态度比较和蔼,给我最好的印象是他从来不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如什么“死路一条”,“后果不堪设想”之类。我回答说:“张局长,我心绪很乱,另外找个时间谈行不行?”他微笑着说:“行。”

第四天晚上八点多钟,看守兵把我带到了张局长的办公室,张局长说:“张先痴,今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我也不作记录,你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都可以随便谈”。

事隔多年后我想到,张局长肯定看过我的案卷,我的主要观点在与任孝亲毫无顾忌的谈话中早已暴露无遗,而我作为来自外省的一名寄押犯,天津市方面并没有必要投入更大精力来过问我的案情内容,可他一再再三地要我在他面前复述,实际上是我说的话正是他心中想说而不能说也不敢说的话,他听起来十分舒服等于打一次精神牙祭而已。特别我谈到在游民收容所听到的农村里人吃人,城市里兄弟姊妹间争饭吃、甚至子女怀疑母亲在做饭时偷吃了他们的口粮,气得母亲悬梁自尽的人间悲剧,结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蹂躏得面目全非……说到激动之处仿佛一些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在为我鼓劲,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有时我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当年的电灯光不怎么明亮,张局长坐得比较远,但我能依稀看见他脸上的泪光,特别他用指头揩拭眼泪的动作,这个无言的举止告诉我张局长的内心感受。但他自始至终对我的洋洋万言保持沉默,既不严厉驳斥,也不大加赞赏。

凌晨一时许,张局长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瓷盘,里面装着两个小小的饼子,放在他办公桌靠近我的方位,指着饼子说:“拿去吃吧。”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加班饮食,拿起便吃,张局长又从暖瓶里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待我吃喝完毕,张局长才微笑着说:“张先痴,你倒是吃了顿夜餐,只是我这个局长明天的早饭都没有了”,惊得我目瞪口呆,心里面既是感动又是酸楚。

我要跨出局长办公室的门时,张局长又叮咛了一句:“有事直接给我写报告”。

深情的目光

天津市河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所有的监房都分成内外两间,外间并不住人,冬天生有一个煤炭炉以提高室温,这种监舍的设计格局与南方地区监舍的单间设计大为不同,其原因估计与冬天的取暖问题有关。较宽的内间是关押犯人的房间,内外间以铁栅栏隔离并上锁,唯有我们这一间的中间栅栏是不上锁的,起初我认为是关着早出晚归的炊事犯的原因,没几天炊事犯释放了,只关了我一个人,仍然不上锁,这意味着关在内间的犯人可以“自由”行走到生着煤炉的外间。面对这异乎寻常的“自由”,我的想法也很异乎寻常:在经过走投无路的选择后,任孝亲对我的出卖已断绝了我继续流浪的可能。重庆收容所给我的启示是,在国家垄断了一切资源的情况下,统治当局给一个不偷不盗不骗不抢的读书人留下的生存空间几乎等于零,这时,看守所即使敞开大门,我也不一定会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因为四面八方都张开着暴力的和非暴力的“体制的罗网”。

炊事犯人释放后,监房只关着我一个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独居关押,头两天还勉强可以,后面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因为人毕竟属于群体,一旦陷于孤独不论生理和心理都将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就千方百计的找事情干以消磨寂寞无奈。某日,我发现我们所睡的炕下竟堆着许多杂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约十来斤胡萝卜干,我估计这房间曾经充作保管室,还原成监舍时并未认真打扫,才给我留下这些无价之宝,同时发现还有搪瓷饭盆等少许生活用品,使我惊喜不己。

这里的伙食还不错,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吃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这只意味着中间环节上流失得不太多而已。早晚两顿饭,各吃三两多粮的高粱饽饽一个,(那东西比大米饭经饿,难怪北方人比南方人个头大,)外搭菜汤一大碗。我每天每顿都将菜汤内加上若干胡萝卜干,装在瓷盆内在炭炉上煮熟,偶然的能吃饱一顿,那才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只可惜好好景不长,六、七天后,看守把我带到办公室,张局长说,你们单位派人来接你了,回去以后好好交代你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又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回答说:“北方气候寒冷,我这点衣服在路上可能会冻着。”当晚看守兵给我送来一件又长又厚的对襟大棉袄,而且是崭新的,当然是黑色的犯人服式,在棉布紧缺的年代,像这样对待一个寄押犯人,的确十分难能可贵。

第二天,在看守所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由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派来的两名武装民警和两名文职干部,其中还有一名竟是中队长级别的领导,就此阵容可以看出我这个犯人的“级别”也绝对非同小可。早已在屋内的张局长指着一张凳子叫我坐下,然后说:“这四位同志将带你回原单位,在路上你得听指挥,千万不能再跑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已经和这几位同志取得了一致,在生活上按粮食标准给你吃够,不会克扣你的(那年头民以食为天的份量太重了)。另外,只要你规规矩矩,在路上不给你戴刑具。”这些话,他当着押送者的面对我说,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我立即被四个来人带走,迈出大门前,我心血来潮地回首一看,张局长还站在刚才说话那间屋子的门边凝望着我,并暗暗向我点头示意,他那深情又担忧的目光,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上。

十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左右,我早已被判刑18年在四川大凉山一个劳改农场里服刑,有一天我奉命去喷洒农药,在装配一台新喷雾器的时候,发现那些配件是用一张张破碎的“革命造反派”所办小报包裹的,其中一张上有残缺文字说,“天津市长万晓塘畏罪自杀……”我立即联想到张局长,你是否平安?

又过了二十年以后的1992年,我在北京一家没有知名度的报社当了一名更没有知名度的副社长,有一次出于对“老革命”的尊敬,让我当了“首都新闻记者采访团”的团长,带领着八、九位很有知名度的报社的很有知名度的记者到了天津,被采访的对象是生产“北京牌”电视机的“天津通信广播公司”,该公司的总工程师恰好是我的先后同学,假公济私地派了一部车,帯上我的一名助手去到河北区公安分局,目的是寻找张局长,虽然我估计他早已离休,仍希望能打听到他的下落。结果询问了两三位看来资格最老的警官,仍然说不知道这么个人,不得不令人发出沧海桑田的感叹。

40年过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张局长,仍然心潮澎湃。这决不仅仅因为他牺牲了一顿早餐,或者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过漫漫冬日寒夜、几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国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风,一度温暖了我冷得发抖的心房。

贼喊捉贼

我们一行五人刚好占据硬座车厢里的两排座位,我被指定在最靠车窗的位置落座,以便四支五四式手枪对我形成弧形包围圈。那位管生活的年青干事,用一个小塑料网兜装着六个白面馒头,挂在我头顶上方的衣帽勾上,对我说:“这是你途中的干粮”。

火车在疾速飞驰,车窗外飞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辽阔无垠的华北平原,被皑皑白雪装点得素净高雅。我这个南方儿女面对如此壮观的新奇景色,不禁思绪万千。这里是中华文化的发祥之地,在祖国经过重重灾难终于赢得所渭“解放”之后,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仍然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几十万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共产党摇旗呐喊的青年学生,现今被打成右派份子阶级敌人,几千万勤劳淳朴的儿女成为饿殍冤魂,这难道就是“救星”带至的美好天堂?我心情沉重,默默地哼吟着儿童时代便深入骨髓的《流亡三部曲》,哼到歌中“……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怀着满腹苍凉,我终于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早醒来,我头顶上方衣帽勾上的六个馒头不见了。五个人面面相觑,押解者中年龄最长的被唤为中队长的首先向我发难质问:“是不是你把馒头偷去吃了?”我一时火起,便反问他:“你为什么偏偏怀疑到我的头上?”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只是问问,并没有说就是你偷的。”我说:“其实你最不该问的恰恰是我,你们四个人轮班看守我一个犯人,其中肯定有一个人在他轮班时看见我偷吃了馒头而不制止,这可能吗?”也许这位队长没估计到我会用这样大的声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在公众场合承认我是犯人,他反而打圆场说:“算了算了,不再提这件事了。”一场风波宣告平息。

到成都的当晚,我被寄押在文武路看守所,第二天清早我们登上了开往灌县(今都江堰市)的火车。那年代,我们这个成立了四年,搬迁了四次,修了四条铁路,一条也没能修通的筑路支队的新工地就在这里。那是一个阴沉沉的清晨,支线慢车在缓缓行进的途中,列车上正在转播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播音员用慷慨激昂的音调,播送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其内容是一度被称为“天涯若毗邻”的阿尔巴尼亚——当年我们唯一的“同志国家”,被社论批判得一无是处,谴责该国领导人霍查上台后,把原来的党中央委员有百分之七十加以整肃迫害。五年以后的1966年,中国的“英明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上均为当年一千次重复使用的修饰词语),这个事后被称为“十年浩劫”的运动,受到迫害的中央委员又岂止百分之七十。

行车一个多小时便到了灌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城镇,但是她在我生命历程中的意义绝对非同小可,这不是因为她是我“叛国投敌”的终点站,而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一个简陋的看守所里,独居关押了三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这是在修炼,我这种人是不可能修炼成佛成仙的,那就只好成精成怪了。

附记:1965年,我为这些“点点滴滴”构成的“叛国投敌”罪,被灌县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8年。在我服刑17年零8个月以后,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二年以后,宣布我无罪释放。

2002年1月10日于成都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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