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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10)

两个真正的地质队员

这时的我,除了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以外可以说分文俱无,周恒中说:“到郑州绝对会有搞头的。”我喜欢这句鼓舞人心的话。

车到郑州时,已是凌晨两点左右,我在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找了一个墙角坐下打盹,周恒中则四处走动寻找“搞头”,我们约好火车站便是接头地点,中午时刻他在我眼前出现,一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便知道没有“搞头”,看来我们只有用耐心来等待了。

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门旁,突然有一男一女两个年青人向我走来,问明我去的地点是北京,男青年便对我说:“我们有急事要到××(回忆不起地名)去,可是已买不到票,我们想买站台票假装送你上车,到车上再补票。”我听他一口四川话,颇感亲切,而周恒中仍然毫无“搞头”不如走了算了,反正凭周恒中那张神奇的软票在火车上也能弄到吃食,便同意了这个青年的要求。“四川话”随后告诉我,他俩都是搞地质探矿的,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去××探查那里的石英矿——制造玻璃的原料,国家将在那里建造一座大型玻璃厂。

在公众场合我和周恒中尽量避免接触,不让别人知道我俩是同伙,站在不远处的周恒中早已发现我与这两位青年在友好的交谈,此时距离开车时间还有两小时,我找了个机会告诉周恒中他们的要求,周恒中顿时神采飞扬,兴奋地说说:“行,把他的大提包拿下来。”

检票上车时,我肩上挂着男青年的大提包,两个真正的地质队员拿着随身小件,这趟车十分拥挤,但我始终不能让周恒中离开我的视线,我和周恒中挤上车后,这男女青年也艰难地挤了上来。车厢里人头攒动呼兄唤弟乱作一团,这时月台上有人高呼:“抓住那两个拿站台票的,抓住那两个拿站台票的!”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我们仍然往车厢中间挤,只是他们两个终于被揪下了火车,我听见后面传来急促的四川口音:“黎同志,黎同志!”示意我把提包还给他,而前面的周恒中则反复打手势叫我向他靠拢。此时我的心突突地跳,既想占有这沉甸甸的大提包,又觉得这可怜的年轻人的呼声十分凄惶焦急:“我何苦这样伤害他”,便毅然去到车门,将提包递给了站在月台上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糟糕的是,我这个举动被车站的巡警发觉,便将我们三个“涉案人员”一起带进了车站派出所。

男女二青年交代了他们买站台票混上车是因为工作任务紧迫,出示的工作证介绍信一看便知绝非我曾经冒充过的赝品地质队员。问题是他们的介绍信后面还附有两张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这在当年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他俩作了有关临时备用等等理由的解释,但警察不听这一套(阶级敌人的花招太多了),勒令他俩打开行李让他检查。这时我才发现,我提的那个提包里装有一台当年号称世界第一名牌的德国采司牌照相机,那是我当公子哥儿年代把玩过的品牌。其他地质锤、放大镜等工具和一些私人盥洗用具等,都与作案二字沾不上边。

如果小青年丢失了这台高级照相机,单位要他赔偿的话,按当时的工资标准,估计要扣除他30年的血汗钱,也难怪他着急成那个样子。那女青年的小提包则比较简单,但警察要打开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包时,这女青年用手捂着这个包说:“这是我们女同志专用的东西”。警察怎会听你这些花言巧语,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条当年女士们通用的月经带,那年头的男士也认为接触这类污秽之物为不祥之兆,我看见警察的眉头也皱了几下以消晦气。那时代的少女都比较封闭保守,不像当今世道开放,各式卫生巾的电视广告争奇斗艳铺天盖地,只差让靓女们当众示范,女青年因尊严受辱竟痛哭流涕起来。最后讯问了我的来龙去脉,我诳称是回家探亲的工人,警察开始搜查我衣服荷包里的东西,一贫如洗的我除了几角零钱以外一无所有,他便再一次皱起了眉头说:“你这就像一个出门探亲的工人带的东西吗?”我佯装委屈地说:“三天前我被小偷偷得精光。”

警察对那两位青年说:“你们走吧。”待他们走出,警察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要知道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对刚才这两个人有怀疑,现在你出去跟着他们,看他们干些什么,有情况随时到这儿来汇报”。

我从火车站大门走出时,那两位地质队员正在我前面不远处,男青年无意间一回头看见了我,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笑容,我迎上去对他说:“那警察说你俩形迹可疑。”男青年用地道的四川话说:“放他妈的屁。”同时从荷包里掏出钱夹,给了我五元钱和两斤全国粮票,说道:“真对不起,你现在这么狼狈,还连累你没上成车。”要知道这笔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钱和粮,在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份量却不可小觑,体现的是这位四川青年的侠肝义胆。

有一些时日,我也曾因最终没有偷走他的提包而由衷地高兴,倒不仅仅因为他给了我迫切需要的钱和粮。我想到的是我退还提包这个理所当然的举动,很可能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他避免了一件重大过失也许能使他平安地度过一生,虽然他永远不会知道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偷走他那贵重的提包;而我也避免了因获得一笔不义之财的狂喜而最终成为江洋大盗。

是救命稻草吗

估计周恒中在目睹我归还提包的动作以后,便看出我的不可救药,决心与我各奔前程,就此“永别”。

周恒中的不辞而别,给了我一个反思由头,我认定在“掌红吃黑”方面,我毕竟是个无能之辈因而前景堪忧。火车滚滚向北开去,一路上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孤独的苦味,我散乱的目光在一切人头攒动的地方搜寻,渴望能看到周恒中、江洋大盗甚至戴萌这些天涯游子的身影。而实际上现在唯一能陪伴我的只有人类永恒的朋友:希望。

这时我真正处于无钱无粮无吃无穿、更加上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我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就是衣服折缝里所藏匿的那张去天津找任孝亲的便条。我找他有两个明确的目的:其一是请任孝亲告诉我偷渡香港的较安全可靠的路线和方法;如此路不通,则希望他能资助或者借路费给我,以便去新疆。

前文曾提到“表嫂”的丈夫是我在劳教队最好的朋友,他是北京人,中共在大陆建政后由北京调到重庆工作。好朋友当然应该以诚相待无话不谈。他曾告诉我他同父异母的长兄任孝亲,1950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现在天津市河北区当汽车驾驶员。我逃跑前好朋友并没有给我一分钱一两粮的资助,以当年劳教队的人之常情衡量,这似乎有点不合常情常理。但给了我一张字写得很小以便藏匿的便条,并叫我记住长兄家所住的某街某胡同某号的地址,以备不时之需。便条上写道:“执此条者是我最好的朋友,望你尽力给他些帮助”。我将这小纸条折叠好藏在衣服的折缝里,旅途中虽几番折腾、几度搜身仍完好如初。

拂晓前火车到达了天津,我的薄棉衣根本挡不住北方初冬的寒冷,我只得在装有空调的车站候车室里转悠,因为只有天亮后我才能从大街上的过往行人中,询问到任孝亲家的路线,然后在当地的好心人指点下,在胡同里左弯右拐,直到早晨八点多钟,我才敲开了他家的门。

这一带全是青砖黑瓦的平房,还都是些小巧玲珑的单家独院。任孝亲这对40岁出头的夫妇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这房间兼作卧室客厅和餐室,隔壁是一间窄小的厨房,进院门的对面还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因先天性双目失明住在盲哑学校里,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贫民阶层家庭。后来我得知,任孝亲自香港归来后,因年轻时曾担任过汪精卫伪军的营长等等历史问题,被判处管制,他真正的职业是在街道企业里拉架架车,而不是他弟弟对我说的开汽车。他的妻子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告诉我说偶尔在街道上打点零工。这些背景其实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思想理念毫无必然联系。问题是除了那点血缘关系以外,其他均一无所知。

至于他弟弟为什么不告诉我其长兄被判管制这一重要情况,说他不知道,这个可能性并不太大,如果他知道,又怎忍心将我送入“虎口”,在他们两兄弟都已作古的今天,只有去问天老爷了。

我向长兄出示了他弟弟带给他的亲笔字条,任孝亲看后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只说他要去上班,便掏出皮夹从中取了一元钱给我,叫我随便去吃点什么,约我中午到他家来详谈。我对他安排的“中午详谈”抱了极大的希望,因为我有许多话想对这位远方的“亲人”倾吐,由于他的年长必然具有的生活经验,我也希望他对我的下一步怎么走,给我一些指点。

离开他家以后,在街边的饮食摊子上胡乱吃了些东西,便依旧返回到火车站。一来希望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中,侥幸见到一张熟面孔,二来仍然是为了取暖,那时火车站就是我的客厅和卧室。有一次,当我背靠暖气片和一个老农民聊天时,他得知我穷愁潦倒经常饿肚子,他竟然从重重包裹的布袋里,掏出了一斤粮票和一元钱给我,他善良的施舍令我铭记终生。

中午到任孝亲家后,所谓的详谈是什么也没有谈,连茶水也没有喝一口,只是告诉我说:“明天下午我请半天假,中午到我家来吃顿便饭,下午我们聊一下午”。

貌似亲情的陷阱

随之而来的事态发展后我当了一个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从这次我迈出他家大门开始,我身后最少也有两个公安人员尾随跟踪,以下事例证明我的估计绝非空穴来风:离开重庆时,“表嫂”曾一再叮嘱叫我随时给她去信,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平安到达天津并见到了她的夫兄的信,也给我已改称二妹的妻子写了封信,丢进火车站内那只挂在墙上的邮筒里。从我被捕后的审讯问话内容中我断定,这两封分别寄到重庆和新疆的平信最后都寄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又由该局转“寄”到我的档案袋里;当年天津的有轨电车并不分几路车几路车,而是以车前挂的牌子的红黄兰绿色来区别它行使的线路,有一次我中途下车竟有陌生乘客拉着我说下错了(他怎么知道我“下错了”);我没钱无法住旅馆,晚上就靠在火车站内的暖气片上打盹,那晚上我伸在前面的脚突然被什么人狠狠地踩了一下,痛得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四周全是横七竖八发出鼾声的流浪汉,唯一行走着的是一个穿着黑呢大衣的男子,他径直走进了车站派出所,就凭他跨进的那个门,我也不敢去找他“索赔”什么的。只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我的警觉。

第二天的天津街头便新增加了一个一拐一跛的流浪汉,要缉捕我这样一个特征明显又跑不动的份子简直太省事了。只不过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线索,看我还有其他联系人没有,我却一概不知的去到任孝亲家中“详谈”。

他准备了几样在灾害年代可称佳肴的小菜,餐桌摆在紧靠窗户的墙边,我对他丝毫不存在防范心理,也就像和我当年那几位“同案犯”相处时一样畅所欲言,他偶尔也应和一两句不满的话,如他说供应蔬菜“三家人共分一只茄子”之类。我则为彭德怀元帅大鸣不平,认为他才真正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忠臣,又说所谓的“自然灾害”纯属政策失误的借口,情绪激动中之中,我甚至把毛泽东比作焚书坑儒的暴君秦始皇……高谈阔论之中,我一忽听见窗外邻居家有一小女孩高叫:“妈妈,有一个叔叔蹲在那儿!”而且叫唤了两遍却丝毫没有引起我警觉,直到我关进了看守所才回忆起这显然是有“专业人士”在窃听,又是谁招来的“专业人士”?还有任孝亲时不时“启发诱导”我的问话。当然我回答的话足以上纲上线的,都一一列举在我那张满载着滔天罪行的判决书上了。

有些话肯定是他上面的人布置他问的,如“你们成立了什么组织没有?”因为真正有什么组织,敲脑袋的也少不了他的胞弟,他又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向他询问了出逃香港的可能性,因为他在香港居住过,他告诉我跑不过去。

任孝亲奉命行事,所捞到的油水并不比设计者想象的更多,那些真实的原始观点,已经是我的反动顶点。他对我的检举诱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足的警察国家可说是生活中的常态不足为奇也不足怨天尤人。我唯一饮恨终生的事,是我不该绘声绘色的告诉他,他的弟媳、我的“表嫂”为我制作假证明的事,而在回到四川的审讯中,我也承认了确有此事,给无辜的她造成了终生的不幸,不自觉的为残害我们的统治者当了一名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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