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占中三子”自白:雨伞运动的反思,公民抗命的代价

“若我们真是有罪,那么我们的罪名就是在香港这艰难的时刻仍敢于去散播希望。入狱我不惧怕,也不羞愧。若这苦杯都不能挪开,我会无悔地饮下。”占中环发起人戴耀廷在结案陈词时说。

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者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占领中环”)的运动,“占中三子”希望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占领中环要道来争取普选,结果造就了2014年一场大规模占领行动(又称“雨伞运动”)。催泪弹与79日的占领成为这一代香港人的印记。

他们和另外六人(合称“占中九子”)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周二(4月9日)被法院裁定多项罪名成立,占中三子均被判串谋犯公罪妨扰罪子成立,另外戴耀廷和陈健民再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法官颁下长达268页的判词,指出三子推动占中并透过堵路造成公众妨扰,他们不能以“公民抗命”为犯下刑事罪行作辩护。判词又认为,“串媒公众妨扰”这项罪名不会造成寒蝉效应或打压人权。

戴耀廷在进入法庭前呼吁外界要坚持下去,“争取香港民主”,陈健民表示他对发起占中运动无怨无悔,而朱耀明就认为无论裁决结果如何都不应灰心,继续努力为香港争取应有权益。

人权组织形容政府“秋后算账”,占中三子与其他被捕人士是“政治犯”。反对他们的人就认为是罪有应得,应该予以“重判”。

宣判前,“占中三子”接受BBC中文专访,表示面对官非已经做好入狱的心理准备,认为这是公民抗命的代价。在访问中,他们忆述占领行动的细节以及各种反思,如果历史可以重来,可以改善的地方是什么?香港未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这次,由他们的故事重头说起。

两个学者、一个牧师

54岁的戴耀廷名校出身,大学选修法律,是因为他觉得世上许多大人物都是法律出身,这位学生会活跃分子常常思考中国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关系。他自言对中国抱有浓厚情感,心底渴望中国走向富强,然后走向民主。中英谈判香港主权移交时,尽管他不认为“一国两制”会是完美的选择,但已是香港最好的出路,可确保香港的价值不变。

他曾以学生身份参加基本法起草咨询工作,毕业后一直在大学读书和教书,后来以法律学者身份向政府、政党给予意见;2001年,一度获香港政府颁授荣誉勋章,表扬他推动《基本法》作出的贡献。

他不是一个运动人士,没有社区事务经验,被称为“象牙塔中的人”,只讲理论而忽略现实,他过往对香港民主发展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

但他提出“占中”时,一呼百应的程度远超想象。2013年,泛民主派内温和和激进势力誓不两立,在鹰派作风的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管治下,各界对香港有“真普选”不抱希望。戴耀廷突然以温和学者身份,在《信报》撰写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争取真正的普选。

“学者是否很愤怒?”这篇文章犹如一枚震撼弹,牵动整个民主阵营和公民社会。

文章出现后,多个团体邀请他会面讨论公民抗命的可行性。他认为当时的民主运动,需要不隶属任何政党的人,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才会有号召力。

他自己本身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缺乏带领组织的经验和能力,最终,他选择了参与民主运动几十年的朱牧师,和推动公民社会的陈健民。两人有丰富社区工作经验,80年代已开始争取兴建东区医院,2002年起,他们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网络”的核心成员,推动各专业界别、学术界和宗教界参与议政。

朱耀明得知戴耀廷邀请他时感到惊讶,70多岁的他已经退休,2008年又曾经患了一场大病,起初也怀疑自己是否有力参与。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不会不帮助有需要的人,现在戴耀廷和陈健民为公义作出这么大牺牲,我不能让自己的弟兄孤单上路。”

在香港,朱耀明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立场鲜明,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其电影般的成长经历,打动几代香港人。

朱耀明童年时期被父母遗弃,在中国大陆由祖母抚养,祖母过世后,他单独到香港,过着流浪街头的孤儿生活,曾在楼梯底下当擦鞋童求生,也曾露宿街头被人驱赶,辗转到一间学校当校工,才有机会读书,后来修读神学,把自己托付基督教。这段经历和信仰成为他日后关注基层的动力。

他在1978年成为牧师,为社区争取兴建东区走廊和东区医院,开始在公众领域亮相。在中国“八九民运”,他是协助民运人士流亡海外的“黄雀行动”核心人物,亦因为加入支联会而为人熟悉。

陈健民说,被邀请参与“占中”那刻,与戴耀廷完全不相熟,只是在学术界要发声明,两人才会通一下电话和电邮。起初,他觉得戴耀廷是“傻人”,“占中”成功率只有5%,但当年别无其他办法,“哪怕只有5%,正确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去做”。

陈健民是喜欢走入群众的社会学者,主力推动公民社会发展。过去十几年,他踏遍中国大陆多个角落,传播公民社会的理念,支援和培训众多非政府组织及建立基金会。四川地震的公民社会元年,他功不可没。他亦打入商界和政府,成为中国大陆政府的智囊,非一般香港学者所能成就。

发起“占中”意味陈健民要放弃在中国大陆的一切,为了保护在大陆与他有关连的人,他辞去所有非政府组织的理事和顾问工作。他当时切割大陆工作,并没有很大挣扎,因为香港是他长大、有感情的地方。

运动的成与败

“占中”运动自提出的那一刻便具有争议,公民抗命理论中的“违法达义”,不是所有人均认同。建制派认为占领道路干扰市民生活,而且“占中三子”违法行为,“教坏年轻人”,造成了年轻人转趋暴力的伏笔,进一步撕裂社会——虽然许多民主派人士会予以反驳,认为政府政策失误无法疏导社会的不满。

他们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做法是否可行,备受民主派内外人士的质疑,一些激进派把这场运动视为“革命”。

“占中”前约一个月,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831决定”,订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要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先作提名,再供选民投票。这个委员大部分是亲北京阵营的人。

“占中三子”及民主阵营认为这是有筛选的选举,并非“真普选”,这个决定激发更多人不满。当时正筹备“占中”的戴耀廷已经表明,运动在“这阶段已失败”,继续占领行动,只是一场“大龙凤”,鼓励更多人关心和参与政治。

但这场“大龙凤”没有跟随“占中三子”的计划进行。他们原本要求参与者签署承诺书,在中环和平占领等候被捕,估计参与人数只有几千人。戴耀廷说,这应该是“中年人运动”,不想学生承担法律责任,但做法得不到年轻人认同。

“占中”前,学生组织游说公众“公民提名”,发起“预演占中”,继而宣布罢课。9月26日,学运领袖黄之锋在“占中三子”不知情下,突然号召群众冲入公民广场,他们被警方重重包围下,激发大批市民到现场声援。

学生在运动采取更大的主导性,两个世代对运动的模式以及实际目标不一样,各有各自的盘算。

“学生世代不满中年人做得太慢,”戴耀廷和陈健民都认为,回看这场运动,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他们忽略了世代之间的矛盾,不够理解年轻人的愤怒以及想参与运动的方式。

另一个超出三人预期的是政府打压的力度,9月28日,群众在金钟冲出夏悫道后不久,警方便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持枪警察举起“速离否则开枪”的标语。

“占中三子”早已协议,警方动用催泪弹,便呼吁群众离开,但示威者不走,铜锣湾、旺角也出现占领区。79日的占领在这天开始。金钟占领区大部分时间相对平静,会有人回收垃圾或自建学生自修室,示威的和平理性,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一方面突显示威者的情操,但也有不少声音提出,这种无休止的和平占领到底能否达到目的。

2014年10月21日,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与学生们在镜头前公开对话,但政府没有作出关键性的让步,学生选择关闭对话的大门。“占中三子”认为,如果没有谈判,就应该退场,但说服不了学生与占领区示威者。

整场运动已经没有清晰的领导层,有“去大台化”的现象,没有一方能够代表整体示威者。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李立峯曾经在运动期间到占领区做民意调查,只有6.5%的受访者表示,是响应和支持“占中三子”而参与占领行动,八成多的人认为运动是“为保障香港自由”,以及“争取无筛选的普选”,高达七成人是“支持和保障学生”。

从中可见,虽然“占中三子”是运动的发起人,但运动爆发后,主导权不在他们手里,也没有群众的号召力。

“整场运动,不是什么领袖主导,”戴耀廷承认三子无法带领群众,“我们是否不够深思熟虑?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和理非”的示威模式也有所改变,占领运动后期,示威者带着头盔冲击警方防线,三人同样无法劝阻,最终决定退场,选择到警署自首,承认“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

运动最后清场当天,警方在占领区逐一把留下来的示威者抬走,三人不在此列。

占领运动如果以推翻“831决定”或是争取真普选为标准,这是失败的,但三人认为,这场公民抗命能够有政治启蒙的效果。

朱耀明说,一场运动的成败,并非由一个即时的制度改变可以定夺,更重要的是运动的影响力,改变了多少人心。

“我们被告上法庭,是为了香港的民主和公义,我们愿意接受审判,人们会反思为何学者、牧师要坐牢,一旦有了反省,可以唤醒香港人的抗争,对不公义的制度站起来发声,”朱耀明说。

运动以后

占领运动之后,民主派阵营冒出不少新面孔,有人以“自决”(公投决定香港前途)、“港独”作号召,本土派势力急速扩大,但这股新势力很快被香港政府追击。

2016年农历新年,旺角街头爆发一场骚乱,多名示威者身陷囹圄,连民主派中人也认为这场骚乱是“暴力事件”;同年,青年新政梁颂衡和游蕙桢在议会上高举“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以及在宣誓时以“支那”称呼中国,两人与另外多名当选议员被褫夺议席;2018年,“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被政府下令取缔。

陈健民说,当权者无法满足年轻人对民主诉求,就预示到香港会有一群人走向激进和“港独”,政府持续打压下,“港独”无法走向组织化,街头抗争牵涉过份武力会换来牢狱代价,结果年轻人之间出现一种无力感,很多人变得“犬儒化”,认为没事情可以做去改变未来,嚷着要移民。

陈健民说,这将会是香港民主运动未来面对的课题,东欧国家几十年前争取民主化进程也出现这种运动低潮,现在可以做的是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及谨守岗位,在被打压时,站出来说不。

人权组织多次表示,忧虑香港言论自由收窄,司法独立成疑。英国国会一份委员会报告直言,香港走向“一国1.5制”,中国对待香港的方式,似乎是想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有违中英联合声明。

陈健民对香港未来感到悲观,短期内不认为香港有“真普选”,但今年60岁的他表示不愿放弃。本来,他有机会离开这个城市,但他因为深爱香港而拒绝。他辞去中大教席,希望把大学的讲堂移师到社区,放下教授身段,更贴近基层和普通市民。

戴耀廷说,日后会继续留在公民社会,不会放弃争取民主,占领行动后,他尝试在选举上协调民主派(雷动计划),又希望培训人材深入社区参与区议会选举(风云计划),但成效备受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帮倒忙。

另一方面,他不断撰写有关“港独”的文章,他表示自己不支持“港独”,但不断测试香港有言论自由,结果,他成为亲中媒体批评的对象。

戴耀廷坦言,现在无论街头或议会抗争,都争取不了制度的改变,现在只有默默深耕细作。

“可能有些人好灰心,觉得好无力,在这环境之下,希望他们看到仍然有人未放弃,仍然会坚持,当机会来到时,再一同为香港做点事,”他说。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