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觉兄：
他乡遇故知——能在香港和你相晤，实乃大喜之事。但我们都忙于折腰挣米，数次见面都没有时间促膝细谈一下58年别后详情。再三思虑，不如趁我在空闲时将话写下来，让你在空闲时看，你说好吗？
自5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施“阳谋”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起，至57、58年反右斗争止，全国挖出了55万右派份子。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一段可怕的经历使我永志难忘。
58年元月第二次反右（补反），承本班支委会提名我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提交群众“审判”。按共产党的惯用手段——对斗争对象无限上纲，不择手段地罪恶化、妖魔化——我被强加上贪污、盗窃、诈骗、参加黑灯舞会和右派言论等五大罪恶（内容见注），打翻在地，再狠狠地踩上一只脚，要我永世不得翻身。反右领导小组随意地下了个决定：“提交公安局法办”。58年2月5日晚上九时左右，我打设计室中走回宿舍后，有人通知我：“保卫科王科长找你，要你马上去保卫科核对材料。”于是径去校门口的保卫科。刚抵保卫科门口，见到门口停着一辆公安局的小型吉普，顿时使我身上一凛，一个意念像闪电般在我脑中显现——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心中盘算，必须尽快离开交通大学，而且还不能从校门出去。我深信值此时刻三扇校门一定都已接获通知，绝对不会放任我外出，只有番禺路接近淮海西路处，有一个苏联专家的花园别墅，其围墙转角处有一对长年关闭的木门，这对木门最多只有两公尺高，年轻人可以轻易地翻越而过。但是转而一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介草民，无财无势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而且凭良心说，我并没有实质性的罪恶，完全不必潜逃！这一逃避倒反而加重了罪孽（当时政治上天真幼稚，一没有想到人可以不凭良心，二没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以不按法律定罪）。一边想着，一只脚已跨进了保卫科，当即被拘捕送去了徐汇分局。这一行，几十年都回不了家。
58年10月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破坏革命秩序”一案（总算没有定为“反革命”案）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接着就被塞入铁闷子火车，押送安徽省治淮总队劳动改造，在淮总第一工程支队“修理地球”。五年内先后在安徽省陈村水电站、门台子三级管道、裕溪口铁道改线、马鞍山金矿公路等近十个工程所在地做土石方，所谓“拆地球、补地球”是也。所到之地农民生活艰苦程度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按政策规定我们的生活应低于当地群众，因此我们的苦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初抵时在皖南山区径县陈村水库服劳役，当地的环境卫生恶劣到无可言喻的地步，遍地是苍蝇，好似一层黑色的地毯一般。队里规定乘饭后休息短短十余分钟时间，每人要灭蝇二百只。由于苍蝇数量多得出奇，随便拍拍，俯拾皆是，因此完成任务十分容易。有一天，我捕到苍蝇五百余只，本待上缴，但想到每天日以继夜地肩压着几百斤的重担，过着非人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将五百余只苍蝇和水一齐吞了下去。紧接着广播中立刻狠批、咒骂起来，说是：“劳改人员陶增烈为了抗拒改造，将打下的苍蝇五百余只一气服下，企图对抗人民对他的改造……”至此，我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岂能惧怕区区批判。但食蝇之后居然没有死去，仅患上了阿米巴痢疾。
1959年之后，中国进入人为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中国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达到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分散在安徽各地野外干土方工程的治淮总队下属的几十个劳改支队，更是粒米皆无。本大队共有劳改劳教人员二千五百多人，距河南省人吃人的地段仅二百公里，幸好大队决策后派遣了一个由安徽当地劳改人员组成的中队二百余人，每天上山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根、茎之类（美其名为“小秋收”），回来晒干磨粉供给全大队二千五百余人食用。野生植物之中，虽然含有少量淀粉质，但服食以后，并不能解决饥饿的问题，连屎也无法屙出。本中队原有250余人，居然有150人以上因黄胆、浮肿和鼓胀而病倒，每天勉强可以上班抬土的仅五十人上下。这个时期，劳改劳教人员因病死亡的更是数不胜数，无从统计。
每新抵一处工程，不论挖河抑或取土建坝，第一步就是清皮——将表面腐土、杂物去除。不论清皮由湖面开始，抑或从农田开始，全体“候补饿殍”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因为可以趁此机会饱餐一顿（乃致多顿）。湖水一抽干，稀泥中有鱼虾，捕到后用杯子盛装，冲入开水就可生吞大嚼。即使挖掘的是干土农田，全无鱼虾，“候补饿殍”们还是兴高采烈，因为每每挖到一尺深时，会有青蛙、蛤蟆穴居冬眠，取到以后，剥去了外皮，用开水浸泡，连内脏屎尿都不舍得丢弃，全部吞下肚中；逢夏、春、秋等没有青蛙的季节，也可以挖到很多块茎类野生植物，边挖边吃，大快朵颐（当然也冒有风险，有一次本人吃下了不明有毒根块，喉管胀痛异常，数天都不能出声说话）。有一次被我挖到一只贮藏丰富的老鼠窝，聪明的老鼠（因为鼠世界中没有荷枪实弹凶恶的鼠卒看押）早己逃之夭夭，遗下了一窝浸胖了的黄豆、花生，足足被我装了大号搪瓷杯一杯子，供我大嚼了好几餐。1960年的冬天，我就这样生食了青蛙、虾蟆数十只之多。
按规定，改、教人员每十天洗澡一次。洗澡的那天，可以不上工地抬土，但并不等于可以停产休息，而是改作挖地、开荒、抬运粪便等农业劳动。61年冬天某日澡后，中队派遣四十多个劳改人员抬了二十多只几百斤重的大屎桶，去几十里外的荒山上积肥。途经一处已被当地农民挖掘一清的红薯田时，和我合抬屎桶的伙伴小朱，无意地在松土之中踢到一只农民遗留下的红薯。这是天大的喜事，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前面有带队的蓝衣干部，后面有荷枪实弹的现役军人跟随，而且还有四十多个饥肠辘辘眼中冒火的“候补饿殍”八十多颗乌珠极目相视着。值此环境，虽有孙悟空的能耐也无法可施啊！机警的小朱，却不慌不忙地停下了脚步，放下屎桶，弯腰拾起地上的红芋，迅速地投入屎桶。在小朱停担弯腰取物的瞬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地投向我们，但继而见到被摘取的对象竟投入了屎桶，便消释了狐疑。卸屎时，我们蓄意地落在最后，等别人倒完后，才走近坑边倒屎。稀屎倒尽前，我伸手从屎液中取出红芋，迅速地在泥土上擦了一下，一掰两半，各取其一。在回程途中，抬着空桶，踏着轻松愉快的步子，在裤子上抹去了红芋上的余屎，塞入口中大嚼了起来。
62年，土方大队迁至门台子挖掘三级管道。门台子虽是个小站，但地处京沪铁路沿线，交通较为便利。家父乘机赶来探访一次，将家中数月中勒紧裤带省下的粮食和副食品，全部携来安徽接济。收件时，狱卒们虎视眈眈，尽敛于目。家父一走，狱卒去叫来了管教科杨科员，检查之后将听头猪油、听头鱼、肉统统充公。充公理由是“你父亲带来的听头食物没有贴纸，肯定是走私物品”。于是，我立即去信上海查问，母亲回信告知：“年关事忙，侨汇商店售出之罐头食品大部份无暇贴纸，将纸发给后命客人自贴。既然是自己食用，谁还会贴上商标纸再吃？幸好当时商标尚未丢弃，现寄上供你佐证。”商标纸呈上后，大队副回答我说：“你的东西己处理掉了，不用再问了。”管教科科员，更无善言，命令我不许再提此事。劳改人员每月只准出家书三百字，无法出信上告。如今的访民，还可以走动，作为劳改人员受到全天候监控，冤沉海底也无人问讯，向何处诉讼呢？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万念俱消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线生机——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在大队门口见到一个满面胡子的中年军人，后面竟有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员紧紧跟随。不但如此，本大队的大队长也随后唯唯喏喏。我一想，这个人不是支队长也应是支队副之流，这种人来此视察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不论明天是否会上工地视察，我应当迅速准备一份申诉书，有机会就即行呈递，死马当活马医。回到工棚之后，藉做小组学习记录员之便，在煤油灯底下一面记录小组的发言，一面抽空写下了一封申诉报告。第二天早上，将申诉书用油纸包好（因劳动时汗流浃背，会浸渍纸张），藏在短裤口袋之中，不动声色，照样上班推土做工。十点钟上下，果然那满面胡子的军人暨一大伙部下左拥右呼上了坝顶。正好我的大车泥土已推抵大坝中段，为了在来客离开前冲上坝顶，我迫不及待地将车子一歪，整车泥土未到倒土线就一齐翻侧在路边。同时大踏步地向坝顶走去，口中大声报告。一路上中队长、施工员等出手拦截未成，我已迅速冲到了坝顶边沿。大队长、大队副和两个警卫员见状大吃一惊，剑拔弩张，后者马上持枪冲出拦阻，并大声喝令我停止前进。我表明我是来见支队干部呈递书面报告的。于是警卫员一面命我“不准再前进一步”，又大声叫嚷：“拿过来！”上前收取报告。半小时后，毛胡子走了，本大队大队长和中队长都惊魂乍定，纷纷跑来埋怨和辱骂。我早已不作存活的打算，任何处置都不在话下。岂知反而出现了奇迹——交状纸后五天，中队长将听头鱼、肉全都送回给我，并骂了我一顿。
挖管道工程越做离住处越远，终于将三级管道挖到了几十里外的临淮关。每天早上要经过凤阳县的县城门口，再取道向北直至临淮关。为了适应长途跋踄，不再采取箩筐摞迭、锹杠捆扎由专人扛抬的常规方法，改为每人自带箩、锹、杠各一件的行军方式。每天走到凤阳县前的一处人迹罕见的山间曲径处，会看到一只一尺上下发出阵阵微臭的死小猪。一连三天全都如此，居然无人处理。第四天，我实在忍耐不住，奔前拎起猪脚，将猪尸丢入了背上背着的箩筐之中。岂知后面那个军人竟大声吆喝起来。不得已，在一阵咒骂声之下，只好抛出了猪尸。过过这种日子，我对“饥饿”两字有深切的体验，后来得悉邻省河南当时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也就见怪不怪了。63年期满，支队管教科勒令留队就业，且逼迫我签写“自愿留队申请书”一份。本人当时不同意留队就业，拒绝书写“自愿书”，于是就逾期不释。继续关押期间，每天仍逼迫上工地抬土。与此同时，本人闻悉管教部门在到处搜集本人资料，准备扩大、造谣，重演白虎节堂事件。一直坚持到第十五天时，本人的精神已接近崩溃，不得已签下了“自愿留队申请书”。当天就获释放，从劳改队搬入了就业队，继续做着土石方工程。在就业队中，除了多了人民币二十余元工资之外，一应全无不同，进出信件同样经由干部查看（字数可以略多于三百字了），上街外出受到严格限制，一般每十日休息时，由两个管理人员前后押队上三里外的集镇购物一次，且限时带领返回。在就业队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一两年之中，可以申请自费回家探亲一次，宽限日期（连路程）约十二天上下。
先后又在屯仓水库、黄引河江水分流、梅山水电站、摩子潭水电站和佛子岭水电站等几处修建水库。这些年来，基本上以做土石方为主，间中也借口“交大电机”这个履历，充当过临时性的外线电工、内线电工、配电工、电机修理工、汽车电工等多种工种。
65年以后，治淮总队改名为安徽省水利电力厅，不久土方支队又转入安徽省公安厅。各支队照旧承接土石方工程。为争取本单位大小干部的利益，各支队在土方队之外纷纷在支队部所在地开设修配厂，找寻新的出路。本支队也不例外，先后遣人至各土方大队物色车、钳、刨工和机械设计、电机设计的人才。我知道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毫不犹豫，立即报称本人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并且具有多年设计电机的经验（其实“电机设计”这一门课程只有读“电机制造”专业的同学攻读，电机类的其它六个专业只读电机学，但并不修读电机设计），就这样被调去了六安一支队修配厂技术科。
抵厂之后我推说离家已久，手中又无设计数据，要求回沪探亲一次，顺便收集设计数据。厂方因急需制造大批交流电动机供用，故立即批准我自费探亲假十天。在上海四马路（福州路）中华书局三楼参考室中，见到一套上海交大出的电机设计，该书有上中下三册正合需要，但售货员说此书不能随便出售，要有单位证明信才可购买。没奈何，看了半天只能叹息着离去。后来在三马路（汉口路）一间旧书店中找到一本译自俄文的中专用电机设计，全书共有五个交直流电机之计算实例。我赶忙买了下来，回到安徽即速将印有“中等专业学校用书”的封面撕去，换上一张浅蓝色书面纸做封面，用红笔写上“电机设计”四个仿宋大字。接着按10千瓦鼠笼式电机一例，各用97道算式设计了1.7千瓦和2.8千瓦两只交流异步电动机，同时将图纸画好，交去省会合肥审批单位审批。东西交了出去，心中却在担心——如果将来按我的设计图纸将电动机造好推上闸刀试车时，“砰！”的一声炸了起来，顿时公安局的警车响了起来，我又被逮起来……
总算还好，当设计图纸呈上后，审批单位仅将设计数据退了回来，说“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国家已有统一设计，不准私自设计。如果需要制造的话，可以购买国标现成设计数据——GB JO1型电动机数据。”这样一来，我的危险警报终于取消了。不过买来的数据纯粹是数据，一张图纸都没有，因此我的任务改为按数据绘制图纸。
69年劳改支队取消，由安徽省建设兵团接管，支队厂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六安汽车齿轮厂”，专门制造江淮牌汽车的齿轮变速箱和客车。事实上安徽省这两部江淮牌汽车（大江淮和小江淮），就是由八个劳改支队合作制造——原劳改四支队摇身一变成为“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巢湖汽车制造厂”，按南京跃进牌汽车图纸制造小江淮汽油卡车（仅外壳有异）；原劳改五支队摇身一变成为“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淝河汽车制造厂”，按山东省黄河牌柴油车（也就是上海交通牌柴油车）的图纸制作大江淮柴油卡车（亦仅外壳不同而已）；原劳改二支队改成芜湖汽车电机制造厂，专做汽车用直流串激式起动机；原劳改一支队和三支队合并，改名“六安汽车齿轮厂”制作江淮汽车的齿轮变速箱、小汽泵和小型面包车；原六安轮窑厂改名皖西客车制造厂，用大江淮底盘制作大客车，同时生产直流分激式汽车发电机。两部汽车上除了橡胶件之外，所有的零件全部由八个支队工厂制作。
当年安徽省治淮总队共有几十个做土石方的劳改支队，每个支队有十数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十数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二十个小组，每小组有十六个劳改人员，再加上二十多个劳改农场，约有成百万人上下。五几年安徽省某省长在开省务会议时曾说，“蒋介石在安徽存有百万大军”，指的就是这些人。
1969年5月经同事介绍在六安结了婚，妻子是安徽霍丘人，中专财贸学校毕业。
70年3月生下了第一个儿子陶昆。当天家中如临大敌——老婆在阵痛、在叫嚷；我要到处奔波请收生婆、买草纸，又要忙着烧水、服侍产妇。急得蒙头乱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每逢老婆要替儿子做生日时，我会十分地反感。这种日子，又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呢？
72年秋天，漏孕诞下了第二个儿子陶晟。25元生活费（安徽省在极左路线主导下，自文革开始就将黑六类的工资取消，改发21、23、25元三种等级的生活费）供养四个人，生活就显得更紧张，因此小儿子在四岁时就因营养不良而患上肺结核。这不知是谁的过失？
79年初某天中午，齿轮厂保卫科侯干事冲到“草堂”（我住的茅舍）对我说：“上海交通大学保卫科有一个王科长来厂里找你，现在在厂保卫科等着。”这使我吓了一跳。二十年前就是他保举我来的，一走几十年，辗转调了几十个地方，现在已然住在破窑洞中了，他居然还会找过来，不知又会发生什么噩事。没有办法，硬了头皮也只好跟着侯干事去见一下。
哪知这次倒出乎意外，王科长向我宣布一张什么书，说是：“陶增烈同学1958年以前所说的错话，是认识问题，不是右派言论……”（仍旧留了一条尾巴——虽然不是右派言论，但依旧是“错话”，政策一旦转变，我又会被收罗进去）。读完文件王科长还问我：“有什么意见？”天哪，我已经吓破了胆了，哪里还敢有意见？急忙答道：“都很对，都很对。没问题，没问题﹗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自此之后除收到了交通大学寄来的三百元补助之外，什么也没有改变。
齿轮厂保卫科管教干事黄春宣说我右派帽子是“改正”了，但法院的刑事判决没有平掉，仍然是三类人员（三类人员指劳改人员、劳教人员、刑满或解教就业人员）。我曾经向这些长官大人们恳求做审案工作，但大人们都嗤之以鼻。告诉我：“劳改不是劳教﹗这么容易平掉？”在黄春宣的努力下，却私自替齿轮车间毛惕生完成了平反工作，且当众公布，恢复原工资。哪里知道毛惕生的上海原单位来函反对。这件事真使黄长官寝食不安，后来也不知如何了之。
劳教平反尚且如此困难，我更是不敢奢望，不敢作半点非分之想。但怪事往往使人出乎意外，不但出乎我的意外，而且连那些见多识广的大老爷们也出乎意外——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竟寄来一张平反裁定书，说58年原判不当，特予撤销。
原来右派“改正”之后，我们未得益彰，十余个在农场就业的右派同学，更是愤懑不平，轮流请假回上海找门路要求覆查案卷，最终，得到交大的同意，会同徐汇区法院、徐汇区检察院等三个单位，对所有同学的案卷都作了覆查，每个人都撤销了原判，重新作了裁定，发给裁定书。
重新裁定之后，交通大学又补发给我证书一册，齿轮厂说按年份定我为行政二十二级，加上原40%升薪指标时升的一级合并为行政二十一级。不久，我被调去安徽省电视大学（六安分校）教书，工资保持不动。既然撤销了原判，我马上呈上报告一张，斗胆要求去香港探亲。
来香港后投身于怡和洋行工作，虽然香港公司不承认我们的大陆学历，但在我们兢兢业业工作态度下，公司方倒也颇有弃之不舍之感。
97年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来函邀请香港交大校友总会的同学去台湾新竹参加交大建校101周年、在台复校39周年校庆典礼。香港交大校友总会有17人（包括2个女同学和4个家属）报名参加。我本来尚未决定行止，但一想，几十年来历次运动（不论是党外阶级斗争抑或是党内路线斗争），我都会被指责成章伯钧、罗隆基的应声虫、刘少奇的黑部下、林彪的黑爪牙、台湾国民党的派遣特务（其实“批邓”时我也曾被指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只是78年邓小平复出后并没有承认我而已），但连这些黑主子都素未谋面。现在章、罗、刘、林都已无可探访了，只有台湾这个黑主子还躺在东海之中。这一次既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去认一认这个多少年来使我莫明其妙为之承担过失的主子，看一看它狰狞的真面目。在这个前提下，我毅然地报名参加了校庆旅行团，且连间接受患几十年的老太婆孙鸿桂也携去了台湾。在台湾有幸与前来参加新竹交大校庆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合了影。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我已老了（当年在小学做作文、日记时，常感到只字千钧，半天也拿不出一个字来，于是经常套用一个公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代的巨轮不息地旋转，转瞬间，暑假已过去了……。”每次作文先将这几句话写上，因为当时字大，这样一写，已经有了两行字，再凑上一些废话，就成了一篇文章。这个公式，竟帮过我不少年忙，是我的好朋友。想不到这个公式一直用到今天还能用来和你通信，哈哈）。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我自嘲地唱了“香港的天是明朗的天，香港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赞歌之后仅两个多月，怡和洋行就逼我退休了。
抚今思昔，使我不胜感慨。这个政权的欺骗性昭然若揭：
1963年强迫留队就业之后，管教干部李开山公布：“本队内就业人员有不少都有四类分子帽子，究竟孰有孰无，现在我们也不清楚，所以必须暂时全按照有帽子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等将来一一甄别之后，再分档次管理。现在的进出信件必须经队部查看，上街必须请假，且需由干部陪同，无事不准外出。”这个身份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没有甄别，因此，十多年来，就业人员一直过着被管制的生活，又无人敢与之理论。不过在这个社会有理也无法说清。
1979年初某日，交大保卫科王科长赶来六安宣布说：“陶增烈同学58年前讲的错话，是认识问题，不是右派言论，特此改正。”取消了右派分子帽子，发给交大补贴的300元人民币。由于四类分子帽子仍未提及，这个“改正通知书”对我来说丝毫没有用处。
1979年年中，工厂开始对就业人员作了甄别，大约有65%上下人员被宣布无四类分子帽子（但没有讲清楚是现在摘除的呢，还是原先就没有帽子的），并宣布余下的人员全部戴有四类份子帽子，遣送巢湖市白湖农场集中管理。所有遣送人员，需在数天之内上程。在这次甄别行动中，我被荣幸地列入无帽人员，留在六安汽车齿轮厂继续就业。但一切仍无丝毫差异，管教干事黄春宣一语道破：“你虽然去掉了四类份子帽子，但还是三类人员。”这使我明白，生存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是永世不得翻身的了。
经交大受害同学集体上恳多年之后，校方应承会同徐汇区法院、区检察院重审案件，终于将各人的刑事判决全都平掉。1979年11月徐汇区法院寄来了一张裁定书，说明58年之判决不确，特此平反。平反之后，工资定为行政干部21级，档案由保卫科调往组织科。继而又外调安徽省电大六安分校任教（组织关系仍在齿轮厂内）。因传统积习深邃，不但本人和家属仍受到种种压抑，而且子女在齿轮厂小学校低班读书，亦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所以我申请出境之后，对这个政府岂有半点留恋？
黯然神往不胜感慨，写到这里暂时搁笔了。
同学陶增烈上
17/10/2010
[注]我的全部“罪恶”：1.集体贪污人民币12元；2.盗窃扫帚一把、学生俱乐部公章一只（因我当年是学生俱乐部部长）；3.诈骗人民币五元。由黄兆良、本人和“被骗者”高燮堂三人购买点心同吃。（当时高燮堂本人也甘愿受罚）；4.参加黄色暗灯“贴面”舞会一次；5.右派言论：“浙江省省长是右派份子，我校校长彭康也值得怀疑。”“同情章罗的全部右派言论。”“香港有亲戚来沪，我没有听他说起有港九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