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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28)

4、生物系党总支书记

我在北大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内会很多。因此,我早就认识这一位总支书记。我们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是天然的“走资派”。所以在第一阵批走资派的大风暴中,他就被揪了出来。第一个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参加者之一。在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辈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拥护那位“老佛爷”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别多。在黑帮大院的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也因而占绝对优势。我可是万没有想到,劳改大院建成后,许多“走资派”在被激烈地冲击过一阵之后,没有再同我们这一批多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来。这一位生物系总支书记却出现在我们中间。

大概是因为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详情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我只看到一个例子,就足以让人毛发直竖了。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句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是那位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荫中悠然地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头禁子。我实在莫明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头禁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我听了打了一个寒战: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试问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惩罚?谁要是想实践一下,管保你半秒钟也撑不下来。这样难道不会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吗?

此外,我还听说,没有亲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员中的两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样开罪了自己的学生。作为牢头禁子的学生命令这两位老师,站在大院子中间,两个人头顶住头,身子却尽管往后退;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着,就全靠双方彼此头顶头的力量。

类似的小例子,还有一些,不再细谈了。总之,折磨人的“艺术”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如果年久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

5、附小一位女教员

这个女教员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不清楚了。我原来并不认识她。她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关进牛棚的,我也并不清楚。

根据我在牛棚里几个月的观察,牢头禁子们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专业,还似乎有点有条不紊,泾渭分明。专门打这位女教员的人就是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详细情况,当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则是,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就一直挂到现在。

6、西语系的一个“老右派”学生

这个学生姓周,我不认识他,平常也没有听说过。到了黑帮大院,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在中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一九五七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这个期间他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吆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7、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有点考据痞,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协调的瘸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地去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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