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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好看的春晚也不过是动物福利

我以置身新闻现场或者参与田野调查的心态,几次试图把2019年央视春晚看下去,但是很遗憾未能如愿。其审美的粗鄙,表演的做作,以及内容的浮浅和谬误,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看看社交媒体,像我这样“挑剔”的人不在少数。尽管批评春晚的声音在中国被一再被删除和封杀,但是仍然可以听到怨声四起,嘲讽不断。

其中一种批评以怀旧的形式出现,一些深情款款的回忆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三十年前的除夕之夜,一台黑白电视,一席丰盛的年夜饭,一个玩具匮乏的童年,春晚如同天籁,足以回味一生。那些所谓经典节目,李谷一,费翔,谭咏麟,姜昆和马季,赵本山和宋丹丹,陈佩斯和朱时茂,王菲和那英,一再在电视上,在网络中,在人们心里重播。

再难看的春晚也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不仅节目好看,当年的演员人品也更好。在春晚历史上留下《吃面条》、《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的陈佩斯,因为敢于得罪央视、拒绝同流合污而被人称颂。当年表演相声《虎口遐想》》的姜昆哪里去了?那是他在体制内官场得意,个性消磨了。

更深刻的人们看到,不是个人变老了,是时代变坏了。因此,对春晚的怀念,就不再是文艺青年的审美需求,而是对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呼唤。当年的一曲《乡恋》标志着流行歌曲的解禁,《冬天里的一把火》意味着眼界大开,《打扑克》意味着反腐将要动真格。如今只剩下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和领袖颂歌了。

说起来春晚,年纪大一点的人,会从1983年回忆到1989年。不过,让他们感到尴尬的是,他们认为越来越难看的春晚,也在被八零后、九零后以同样的深情和哀怨在回忆。甚至一个中学生也在吐槽:我小时候那么好看的春晚到哪里去了?

再美好的回忆也不能改变春晚的性质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研究批判理论的两大要点,一是不能以历史事实来否认法理逻辑,二是不能以审美价值来取代社会规范。以此理论来观察春晚,我们可以确信:在文艺节目遭到严格政治审查的中国,再难看的春晚也会成为美好的回忆;再美好的回忆也不能改变春晚的性质,正如再好看的朝鲜团体操也是为独裁政府表演的阿里郎。

去看看意大利导演罗贝托·贝贝尼的《美丽人生》,去读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形的命运》,你会发现纳粹集中营也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因为即便受尽折磨,频临死亡,人们也在努力去爱,去帮助他人,去感受幸福。但这些美好既不能为纳粹大屠杀的残忍辩护,也没有理由因此而期待纳粹政权的人性唤起和政治改良。

那些感慨春晚变成“文革”宣传节目的人们,似乎不了解“文革”样板戏唱段仍然是卡拉OK的热点歌曲。那些担心春晚缺乏讽刺批评的人们,似乎不知道当年上山下乡、亲历苦难的知青们,中年回首的时候,却打出了“青春无悔”的旗帜,争先恐后地以个体生命体验模糊公共政治反省。

人们在批评春晚不够人性化,不够接地气,不够精工细作,似乎忘了人们深情怀念的八十年代是以血腥的“六四”镇压收场的。加足了糖的毒药仍然是毒药,尽管未必是它直接招来了屠杀,但至少它没有能够阻止坦克。

有人说,反正都要被洗脑,喜闻乐见不是更好?杀猪的时候不要太残忍,甚至让它们安乐死,那是动物福利,不是人类正义。

我们并不需要包装得更加巧妙的春晚,而是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一种垄断性的大型政治宣传。否则,几乎可以肯定,2019年这场我看不下去的春晚,也会成为一代人的回忆。未来的某一天,它在人们心目中也会变得如同《人民日报》所描绘的那样:壮观天地、韵溯古今,……东西南北中大联欢,团圆与吉祥的“年味儿”弥漫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收获到了精神滋养与温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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