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很多人好像完全不知道中国特色的书号配额制，简单说一下。在我国，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的，也只有这些出版社能够拿到出版总署限量提供的书号，而一本在大陆出版发行的书，只有拿到书号的才是合法的，否则就是内部刊物、地下刊物或者非法刊物。
事实上，我们熟知的图书品牌中至少有一半是民营出版公司打造的，然鹅，它们不是出版社，（几乎）没有可能拿到书号，所以要选择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来出书，有的甚至就直接合并了。我们读到的很多国有出版社出版的书，实际上完全是由民营出版公司做出来的。
由于书号是稀缺资源，而且现在还进一步限制了书号的数量，这就必然导致书号本身成了商品，价格还水涨船高。民营出版公司就得削尖脑袋找国有出版社买书号，人家还不一定卖给你。而某些毫无名气、编辑也不怎么干活的小出版社，光靠卖书号就可以旱涝保收，如果书做得好有口碑出版社还额外沾光。
而民营出版公司高价买到了书号，这个成本就必然会分摊到读者身上。不仅如此，因为书号是稀缺且精贵的，而民营公司又是实打实靠卖书来维生和挣钱的，可出版书的数量的减少和出版成本的提升，必然导致那些内容质量高但却没什么市场的书遭到淘汰。反过来，内容一般甚至很烂但销路好的书会得宠，并且成为追逐方向。
又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所以，珍惜你还能读到的每一本好书吧。
自由呼召：图书书号的供应倒退到农村供销社压缩再压缩的地步，为何年年像发粮票布票一样捉襟见肘呢
作者：简东方
从数字化时代进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似乎一能万能，但如今却连一个书号都不能大量供应，数字岂不是到了用尽的地步？
进入2019年初，各大出版社书号供应纷纷告急，像鄙人所在的浙江省，仅有十几家出版社，几个较大的出版社的编辑，急得像热锅或热的平底锅上的蚂蚁，手边完稿的新书万事俱备，只欠书号，无可奈何，焦头烂额，四处找朋友，找同仁，问问2019年的书号下来没有，因为2018年的书号，很多出版社上半年就用光了，整个出版社都在等米下锅，偏偏“米”正在等编号的审批，春节前原本要出版的书，例如余华莫言的新书，因为没有书号，只能拖到春节后，甚至三月份，因为现在正在放过年假，等真正开春也要拖到三月份吧，等到黄花菜都凉了。
书号，仅仅是一组数字，本为无限可再生资源，有序排列就可以了，要多少，本来就可以“生产”（排列）多少，可今天问什么年年不够用呢？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出书选题要审批，书号要审批，书号要三审，比如一家出版社，书号要先报计划，原本报1000个书号，最后因种种原因，计划被上面压缩，只给400个，如果一个书号出版一本书，一年只能出版400书，若这一个出版社有50名编辑，一个编辑一年仅分配8个书号，一个月还出版不了一本书，这个编辑恐怕要饿死了。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多少从业人员，因为书号受限，多少人收着这出版“计划经济”的煎熬。
书号的发放，有点像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供销社制度，凭粮票布票买卖东西，今天的粮票布票就像受限的书号，没有书号，书出不来，进不了市场流通领域，谈书的知识价值和影响力，都是空谈。
书号申请这么慢，批准这么难，可不可以索性不要书号就印书呢？对不起，不行，因为没有书号条形码的书不能上架销售，网络书店也上不去，即使私下买卖也有非法经营的嫌疑。即使不卖，也不许，因为扫黄打非部门所打的非，就是指没有书号而印刷的书，即非法出版物，这个帽子可大了。
行文至此，想起明末清初的著名书贩子李渔李笠翁来，他的李渔文集堂堂二十二集之多，在清代印成线装书，至少要装一马车；他的芥子园全集十种曲等等，也是很多卷很多套很多册，如果搁在今天需要书号审批，恐怕李渔要等到眉毛胡子都发白也出不完。幸好李渔没有出生在今天，不然他又写书又出书又盗版又贩书又写剧本又排戏，别说发财致富了，早就进班房了。市场经济本是让商品不再紧缺，可书号这一特殊商品，近三十年来，一直都是紧缺，而且越来越紧缺了，这样的怪事，你是否司空见惯，不以为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