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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自由

今年是六四30周年,想起“民主歌声献中华”里群星与市民齐声唱的《为自由》:“腾腾昂怀存大志,凛凛正气满心间,……爱自由,为自由,你我齐奋斗进取,手牵手。”

法治下的自由,曾经是香港人最珍视的价值,是香港过去成功的根本原因。香港的成功不是什么人的勤劳、奋斗、机智,而是英国殖民地给香港人提供的法治下的自由环境。

香港人的“爱自由”本无可置疑。讲民主,未必人人认同,讲自由,则几乎没有异议。2003年50万人上街,主要是担忧23条立法会损及香港人的自由。

30年前,香港人声援中国民运人士争民主,以为中国的民主可以带来自由,以及可以使97后的香港继续享有自由。

30年过去,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中国人至少中产阶级是否享有自由呢?也许物质生活不再拮据,可以自由享乐,但陈寅恪在将近100年前提出要绝对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然是空谷跫音。独立之精神不用说,社会流漫的都是依附精神;而自由思想,大陆一般人也没有兴趣。中国有自由主义者,也有反自由主义者,但更多的是旁观者,多数人甚至对为他们争自由而受到压迫的事件连旁观的兴趣都缺缺,他们感兴趣的是赚钱、买楼、买车,过自己的小日子。这样的人和他们的价值观,恐怕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思想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不是日用品,也不是奢侈品,而是废品或危险品。这主要不是长期洗脑的效果,而是基于古训与现实。祸从口出这成语,既反映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对言论和思想的残酷镇压,也反映现实中动辄对异议人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所造成的人民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恐惧。

另外,习惯于在绝对权力统治下做奴隶的人,对于事事要自己作主的自由,也不愿承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就像笼里的鸟一旦飞到天空就会要自己觅食和躲避袭击一样。中国人不愿意思考复杂事物,喜欢线性的、一元的和善恶对立的简单事物。思想自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中国人感觉进退失据。强大的统治力量似是他们的救生圈。德国政治哲学家韦伯(Max Weber)百年前就说过,中国人需要群居,并要有领袖,他们才安心。即使这救生圈是腐败的、破损的、满是毒菌的,也总要抓住,而不愿放弃救生圈让自己在大海泅泳。

有自由思想,自由言论,才有独创性,才有独立的个体存在,社会才有活力,年轻人才有明天。30年前,思想自由的香港人希望唤醒不自由的大陆人;30年后,对思想自由谢之不敏的中国人,压倒了香港人的自由意识。如果连在球场观众席中发出什么声音都会被治罪,如果在象征罪恶政权的歌声中都无法表现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香港人迟早会变得像大陆作家王朔所说那样: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我们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乎我们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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